东姑阿都拉曼

东姑阿都拉曼16岁时获得了一笔奖学金，这使得他可以去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学习。东姑阿都拉曼设法在一艘只能载客12人的9000吨的小型货船上获得了一个座位，随后在新加坡登上了这艘轮船。当货船在巴生河装卸货物时，东姑阿都拉曼又感染上了疟疾。他在航行的过程中一直发高烧。1920年元旦，当船航行到Tilbury时还没有完全复原。不过在那里，一位叫Eccles的代表接待了他，並把他带到杭廷顿附近Little Stukeley的临时新家。当时那个教区的资深牧师是Edgar Vigers牧师，住在一个三层高的砖房中。牧师supplemented his income by tutoring teenage boys who needed coaching towards a variety of minor examinations. He had registered his name with the Crown Agents, and they sent him students，包括东姑阿都拉曼。大多数孩子都是英国人，不过当东姑阿都拉曼到来时，这个小团体又加入了三个暹罗（今泰国）男孩。

在英国村庄生活对东姑阿都拉曼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体验。起初，他大部分的时间和暹罗（今泰国）的孩子们玩耍。不久后，他买了一辆自行车，並和一些青少年成了朋友，在晚上踢足球。这些青少年比东姑阿都拉曼更重更慢，东姑阿都拉曼可以准确地踢足球，带球跑步的速度比他们任何人都快。很快的，东姑阿都拉曼开始在右边锋位置上为小斯蒂克利球队定期效力了。在村里从来没有人听说过马来亚人或马来人，于是他们亲切地称呼他“鲍比”。

大约一年后，东姑阿都拉曼意识到，他的学习进展甚微。他坐火车从亨廷登到伦敦和去他的代理人的办公室去看他的监护人Ezekiel先生。Ezekiel安排东姑阿都拉曼到剑桥与巴兹尔·阿特金森先生生活，阿特金森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导师，他要东姑阿都拉曼準备参加称为的“Littlego”大学入学考试。一个印度学生则教授东姑阿都拉曼几何。东姑阿都拉曼努力为自己的考试进行准备，在一年后的夏天参加考试。结果发表时，东姑阿都拉曼的所有卷子获得了很高地评价、整个考试合格。他于是被接受为剑桥大学本科生，被分配在圣凯瑟琳学院的住宿（格兰德大道11号，一间客厅和卧室）。

吉打州的摄政要求东姑阿都拉曼在剑桥大学学习法律，这样在他回国后在民政服务中有才可以施展。但是当他度过法律荣誉学士的课程设计之后，东姑阿都拉曼决定他只想读一个及格的学位而不是荣誉学位。1922年在剑桥还没有其他马来西亚学生，所以东姑阿都拉曼的朋友都是一些英国人或者柬埔寨人（高棉人）。他甚至还和他学院（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厨房里的大厨成了朋友，教授大厨如何做正宗的马来风味的米饭和咖喱。他结识了印度的留学生，不过他对于自己本国的政治事业更感兴趣。在学院的足球队中，东姑阿都拉曼也担任右边卫一职位。夏天时他则打网球。东姑阿都拉曼起初和其他学生一样骑自行车，后来他用了妈妈寄给他的钱买了最新款的Riley sports car。由于当时很少有大学生拥有轿车，东姑阿都拉曼因此变得很出名。1925年东姑阿都拉曼参加毕业考试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的功过成绩。

1951年8月，东姑阿都拉曼在接替翁嘉化成为巫统主席后的首次巫统大会演说上曾说：“我们的民众说关于独立的事情应该交由马来亚人来决定。谁是马来亚人？这个国家从马来人的手中攫走，应当交回给马来人。也有人说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还未定义谁是马来亚人，那么就让我们马来人来决定谁是马来亚人。”东姑阿都拉曼在其致辞中随后提及，马来人与外族人（bangsa-bangsa asing）已经一起相处超过200年，一直相安无事，马来人也不会妒忌外族人，族群间的冲突是由外来人所挑唆引起的（hasutan-hasutan daripada luar）。他说：“当马来人群起抗议马来亚联邦条约时，外族人只是袖手旁观，因为他们认为这与他们无关，他们在马来亚只是为了谋生和累积财富，他们争取应有的权益只不过是为了捍卫他们当前所得。我们尊重他们的权益，对于他们的要求我们将会重新给予审视与考量。”“我所认知的华人与印度人都不想成为马来亚人。他们钟情于本身的母语和族群。这是为何他们反对巴恩报告书（Penyata Pelajann Barnes）。如果将独立事宜交给还没成型的‘马来亚人’，那么争执与混乱地发生将由此而起。”[1]

马华公会领袖陈修信之后说到：“我记得在东姑阿都拉曼接替翁嘉化成为巫统主席后的首次演说上提及‘谁是马来亚人’时，我承认对于他的言论感到忧心。我当时认为这番言论暗示着生活在这国家的非马来人无权自称为马来亚人。自然的，我认为马华公会无法与巫统的新领导层持续合作下去。”[2]

1963年新加坡合并到马来西亚后，东姑阿都拉曼与新加坡尤其是与其领导人李光耀关系并不和谐，甚至时常纠纷，最终导致新加坡于1965年8月被迫脱离马来西亚宣布独立。

1964年12月9日，东姑阿都拉曼在新加坡大学医学院晚宴上发表讲话时说，新加坡“充满政治花招”，“比方说，你会发觉新加坡比马来西亚其他地方较少和谐的气氛……这就是我当初不急于把新加坡引进马来西亚的原因”。他说：“如果我们觉得哪一种征税看来行不通，或是引起反对，我们可加以修改……”但又说：“如果新加坡各种色彩和闪光（闪电是人民行动党的徽记）的政治人物不同意我的见解，唯一的解决办法便是脱离马来西亚，但这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来说都是天大的灾难。”[3]

1964年12月19日，东姑阿都拉曼在吉隆坡同李光耀会面时表示：

李光耀在其回忆录指多人指责他恶意中伤东姑阿都拉曼、他的部长以及马来西亚。李光耀为此通过其政治秘书发表声明说，本身所说的一切都录了音，必要时可以检查，说过的一切都算数。李光耀在一次针对马来人特权发表其看法后，东姑阿都拉曼警告新加坡的领袖说，在任何事情上，中央政府都不能任由州政府摆布，新加坡是在“张大了眼睛，自愿的情况下”加入联邦的，否则“新加坡也许会成为第二个古巴，我们的地位会维持不下去……所以中央政府才支持人民行动党，行动党获选执政后，我们认为新加坡不再受到共产党人的威胁，却万万料不到行动党的领袖原来打算共同治理马来西亚。我们认为这是不行的，因为联盟够强大，能自行治国”[5]。

1965年5月27日，李光耀在马来西亚联邦国会做了重要的一次发言，其对象包括受《马来前锋报》日日进行反人民行动党、反李光耀和反华宣传影响的许多马来国会议员。李光耀提出修正动议，对施政方针没有向国家保证马来西亚将继续根据民主宪法的规定，朝“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方向前进而表示遗憾[6]。李光耀的发言也再度提到马来人特权，他说：

李光耀的发言使包括东姑阿都拉曼在内的马来国会议员不安，以致时任议长裁决，对于反对李光耀论点的发言，李本人没有机会答复[8]。时任副首相敦阿都拉萨在总结辩论时对李光耀做出了百般指责，包括指他存心制造混乱和麻烦，希望成为能拯救国家的领袖；是个擅长无中生有、危言耸听的高手；歪曲事实，使人们产生怀疑；打算使国家一分为二：“一个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一个是李光耀的马来西亚”。结束时阿都拉萨满怀仇恨地说：“人民行动党和联盟的分野眼下一清二楚，人民行动党（PAP）意味着使国家分裂和毁灭（Partition And Perish）[9]。李光耀的发言是导致东姑阿都拉曼最终决定将新加坡驱逐出马来西亚的直接原因之一[9]。

12年后，1977年东姑阿都拉曼在其著作《回顾》书第120页写道：“最使人无法忍受的是李光耀在联邦国会中就‘感谢最高元首1965年5月发表御词的动议’提出修正时所发表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提出了许多问题，最能容忍的国会议员都感到不耐烦。”（东姑阿都拉曼之后将该书送给李光耀，在扉页上写道：送给对马来西亚的创立异常卖力，对马来西亚的分裂更加卖力的朋友李光耀——谨致问候。东姑阿都拉曼 1977年5月26日）五年之后，1982年东姑阿都拉曼告诉一本书的作者（这本书的内容同新加坡有关）：“他（李光耀）马来语说得比我好，便自以为名正言顺地跟我一样，有资格成为马来亚的领袖。”[9]

即使新加坡已独立出去，东姑阿都拉曼领导的马来西亚依旧和新加坡有过纠纷。1966年4月，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离开新加坡两个月。在此期间，东姑阿都拉曼、副首相阿都拉萨、加查利群起攻击时任新加坡副总理杜进才和李光耀，因新加坡看似准备在马来西亚之前同印尼重建邦交。东姑阿都拉曼恫言要采取报复行动。杜进才对印尼决定承认新加坡表示欢迎，马来西亚政府却对此十分不高兴，还发出声明：

紧接着在4月18日，马来西亚内政部长伊斯迈阿都拉曼宣布限制持新加坡身分证的人通过长堤入境，新措施立即生效[10]。

在1969年马来西亚大选竞选期间，联盟领袖对新加坡领袖做出无稽的指责，妄说新加坡领袖干预其政治。时任马来西亚财政部长兼马华公会总会长陈修信说，他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前身是马来西亚人民行动党的民主行动党，若不是拿新加坡政府的钱，就是拿人民行动党的钱。新加坡外交部长拉惹勒南向马来西亚最高专员表达了该国对此事的关注，最高专员也同意这些言论产生了反效果，然而两天后，拉惹勒南向李光耀报告说，东姑阿都拉曼支持陈修信发表的谈话，声称他们掌握的证据显示所做出的指责属实。东姑阿都拉曼过后在一个竞选群众大会上说，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领袖企图争夺马来西亚政府的政权，并说：“由于深知不可能赢得华人的选票，所以行动党别无选择，惟有分裂马来人。因此，他们利用泛马回教党作为他们的代理人。”东姑阿都拉曼表示提供资金给回教党的那个人已被禁止再进入马来西亚，却拒绝透露此人的身分[11]。身在伦敦的李光耀写了一封信给新加坡国防部长林金山称：“对于东姑阿都拉曼和陈修信的荒唐指责，说我们介入了他们的选举，我有点给搞糊涂了。”[12]

2000年9月，李光耀出版《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写道：“分家的时候，东姑阿都拉曼没料到我们会取得成功，他甚至利用三个施压手段要我们听命于他：军事、经济和水供，我们建立了新加坡武装部队，抗衡了军事压力。在经济方面，我们也超越了马来西亚和本区域，同工业国建立了联系。在水供方面，我们有了其他办法。我们的蓄水池能供应40%的家庭用水，再加上好好利用现代科技，如海水淡化、反渗透法、污水再循环，我们应付得了。”[13]

1969年9月23日，种族骚乱五一三事件爆发数个月后，东姑阿都拉曼在其袖珍版新著作《5月13日前后》将该事件归咎于马来亚共产党，并认为5月14日聚集在吉隆坡的马来人只是在回应马共“不可容忍的挑衅”（Intolerable provocations）[14]。然而，马来西亚政府的官方报告并未将五一三事件的肇因归咎于马共，而是源于族群间的政治、经济实力差异[15]。

•  马来西亚 :
  • 联邦王室勋章 (DMN) (1970)[17]
•  吉打:
  • 吉打乌达玛勋章 (DUK) – 拿督斯里乌达玛 (1958)[18]
  • 吉打王室勋章 (DK) (1982)
•  柔佛:
  • 柔佛王室一级勋章 (DK I) (1961)[19]
•  吉兰丹:
  • 吉兰丹王室勋章 (DK) (1970)
•  玻璃市:
  • 端姑赛布特拉王室勋章 (DK) (1965)[20]
•  雪蘭莪 :
  • 雪兰莪王冠斯里勋章 (SPMS) – 拿督斯里 (1961)[21]
  • 雪兰莪王室一级勋章 (DK I) (1965)[22]
•  登嘉樓 :
  • 登嘉楼王室一级勋章 (DK I) (1964)[23]
•  马六甲 :
  • 马六甲乌达玛勋章 (DUNM) – 拿督斯里乌达玛 (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