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威胁论

隨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經濟不斷增長，根据美国IFs世界GDP经济预测，中国大陸GDP(国际汇率)将在2030年超过美国。如果该预测属实，中国大陸则将撼动美国的绝对领导地位。[4]

欧债危机後，中國大陸的資金大量進入歐洲債券市場，英國媒體BBC將其解读为，中国大陸要借购买欧洲的债券的名义控制欧洲。

日本和欧美认为：中國大陸在非洲的投資、貿易和經濟援助，被認為是“新殖民主义”。

中國大陸是台灣電子業出口最大的威脅，2015年隨著中國大陸要經濟轉型產業升級，開始發展高科技產業的供應鏈。[5]

伴隨著經濟增長，中国大陸的軍費支出也越來越多，這造成周邊的國家地区以及美國的疑慮。[6]

中国军费的增长情况，来自200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軍力報告》

目前中国大陸的軍費僅次於美國，部分人員認為威脅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但中美軍費差距仍然很大，美國軍費比中國大陸軍費高出三四倍，比第二名到第十五名加起來還多。[7]

东海岛屿的爭端，中日两国对东海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中称）/尖阁诸岛（日称）的主权问题产生争议。日本宣布钓鱼岛国有化后衝突進一步增加。

中國大陸堅持對台統戰的政策，以及兩岸軍事力量的傾斜，讓台灣備感威脅。[8]中華民國政府已於1991年宣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宣佈結束雙方敵對狀態[9][10]。

與台灣的衝突，特別是1995年至1996年在第一次中華民國總統公民直接選舉前的95-96台海飛彈危機，那時剛經過六四事件、千島湖事件的台灣，具象化中国共产党威脅論的實在性，使中國的威脅論迄今仍影響台灣政治。中國共產黨仍堅持一黨執政，有观点认为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權狀況在北京奧運會後繼續惡化、以及不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立場，並部署約兩千枚對準台灣的飛彈[11][12]，這些都讓中華民國政府和許多台灣人民對中國共產黨及中國大陸崛起厭惡、警覺及強烈反感。

與越南和菲律賓等多国在南海主權上的衝突，使多个国家感受到來自中國大陸的威脅。与中国存在南海主权冲突的国家有马来西亚，汶莱和印尼等。2021年4月24日，歐盟指責中國危害南海和平，歐盟又發布了新政策，增強其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影響力，以對抗中國崛起的勢頭[13]。

《經濟學人》的文章稱中國大陸龐大的人口、龐大的糧食需求将导致全球粮食供应短缺。但事实上，世界粮食产量已经连续多年过剩，缺粮问题只存在于政治、军事动荡之地，而非粮食供应不足。[14]

對中華民國來說，「中國威脅論」指的是实际统治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對前者造成的威脅。

中華民國政府於1987年解除戒嚴後，隨著開放探親等措施，兩岸關係日趨緩和；但是，中國大陆先後經歷六四天安門事件及千島湖事件，加上不放棄對台武力威嚇，讓台灣民眾普遍對中國大陆的觀感不佳。

1990年代以來，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歷經修憲及終止動員戡亂狀態，已不再視中國共產黨及其掌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為叛亂者，但前者經常以中華民國政府（特别是國民黨執政下）無法接受的方式談論關於對日抗戰[16]、國共內戰[17]、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台灣民主化[18]、台灣本土化運動及台灣獨立運動的看法與立場，並对台湾武力威嚇、以及持續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

前立法院院長王金平表示，台灣面對中國大陸軍事崛起的威脅，應更積極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強化與美日同盟、持續建立自我防衛的力量，以維護台海和平與亞太區域安全。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認為「兩岸關係的改善與穩定，主要取決於中國大陸是否走向民主，中國大陸民主化一直影響了兩岸的進程跟台海關係穩定。民主與人權是台灣最重要的資產，台灣更應積極的在中國大陸民主進程上，助其一臂之力。只有中國大陸民主化，雙方才可能在相同制度的基礎上，穩定的互惠往來。」[19]

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莫哈末是第一个反驳“中国威胁论”的亚洲领袖[20]。20世纪90年代“中国威胁论”在东南亚盛行时，马哈迪曾表示，中国是地区的大国，能够在地区政治、经济与安全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因而主张对华务实合作[21]。2012年5月26日，他针对“中国威胁论”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专访时说到：

在後冷戰的背景下，1991年12月13日《紐約時報》專欄作家Leslie H. Gelb撰寫題為「Breaking China Apart」（分裂中國）的文章；後有Charles Krauthammer在1995年7月31日的《時代週刊》（Vol.146，Iss. 5）撰文「Why we must contain China」（為何我們必須圍堵中國）。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朱成虎的對美核武言論曾引起很大的爭議。

中國威脅論在新保守主義很流行。他們的想法是，美國有特別責任領導別的國家到一個民主的將來，也覺得美國必須當世界唯一的超權國家。但是在整個的美國保守運動，中國威脅論是有爭議。美國“親商業保守派”反對這個思潮，認為貿易和文化接觸會對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雙方有利。

习近平在2012年上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由于中国放弃了“韬光养晦”的策略，推行“一带一路”政策，加上在各领域的全面崛起及其带来的威胁日益增大，美国共和黨的保守派部分亲中派（如沈大伟）转变了看法，遂建议美国政府逐渐放弃对华的接触政策，转而采取强硬策略。共和黨和民主黨雖然在國內的內政有嚴重分歧和衝突，但皆認為中國威脅美國的軍事、經濟及知識產權。參看2018年美中貿易戰。

2005年12月22日，日本外相麻生太郎發言「中國正成為威脅」，這是小泉內閣首次有閣員在公開場合提出「中國威脅論（）」。安倍晉三亦表示，過去20年來，中國軍費快速增長，目前已達約20倍之多。

2017年1月29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報道稱，日本驻英国大使馆每月支付英国右翼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1万英镑，一些与亨利·杰克逊协会过从甚密的英国国会议员曾被日本政府出资邀请访问日本，以帮助日本在英国制造及渲染中国威胁论[23][24]；對此，今日俄罗斯、《印度快报》等媒体跟进报道，日本媒体一致保持沉默，英美主流媒体大多没有跟进报道。中国大陆媒体《环球视野》的报道中，共同通訊社客座论说委员冈田充亦声称：很多日本记者私下感叹“不在稿子里加入批判中国的评论，稿子就通不过”、“这不是上司的命令、而是记者的自我审查”、“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的言论空间中已经常态化”等等[25]。

中印軍事關係的緊張主要在於对双方争议边界问题，以及對巴基斯坦的軍事援助。1998年5月，印度國防部長喬治·費爾南德斯在印度進行核試驗後，宣揚「中國是印度潛在的頭號威脅」的言論。及後，費爾南德斯本人收回這種說法，表示要和中國友好，但印度军事部署的加强，被各界军事家认为是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

1960年代初，中苏关系严重恶化后，在苏联和世界上就存在着关于中国威胁的论调。法国总理达拉第在会见赫鲁晓夫的时候便提出了“黄祸论”的问题。[26]而在1969年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陷入高度紧张状况，又由于中国继而实施了动员行为（“一号战备令”），而苏联西伯利亚地区相当地广人稀、难以防御，整个苏联国内泛起了对中国军事威胁的恐惧。在持不同政见者的苏联知识分子群体中，这种中国威胁论思想也非常普遍，如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