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军委八条命令

文化大革命开展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院校和军事机关受到冲击，出现了混乱的局面，且有蔓延到野战部队之势。1967年1月初，由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主持召开的军委常委会，一致认为军队不能乱，要稳住。1月19日，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碰头会，围绕军解放军队内部是否展开文革运动，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三位元帅与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争执起来[1]。此时叶群突然拿出发言稿批判萧华，当晚红卫兵抄了萧华的家。次日上午，京西宾馆继续开会，萧华讲述被抄家经过。徐向前与叶剑英气愤之下敲桌子，而叶剑英亦因此拍伤手骨。该事情被四人帮诬陷为“京西宾馆事件”，为“二月逆流案”之始[2]。

京西宾馆会议刚结束，红卫兵开始批斗杨勇，中央军委工作开始陷入混乱。情急之下，徐向前于1月24日晚，独闯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住处毛家湾，并开门见山要求军队必须保持稳定，并要求制定规则。随后林彪表示同意，并请叶剑英、聂荣臻赶到毛家湾，共同商议出七条意见。之后叶、聂、徐三位元帅赶赴钓鱼台国宾馆，与中央文革小组讨论，确定七条意见[3]。后经各军区领导讨论，又增加了严格管教子女的内容，改成八条意见。1月28日，林彪与徐向前到中南海毛泽东处审批该八条命令[4][5]。

1月28日，中央军委还发布《重申军区文化大革命分期分批进行的指示》，要求一些军区（济南、南京、福州、广州、昆明、新疆）和武汉军区的文革运动暂缓进行[6]。之后毛泽东在2月5日、2月6日的中央常务扩大会议上，严厉批评了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等人[7]。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中央军委1967年1月28日的八条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对各地军队的约束产生积极意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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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包括有[9]：

1. “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2. 军内一切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
3. “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
4. 军事院校文体单位外出串连者“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
5. 左派冲击过军事领导机关，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6. “军队内部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
7. “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
8. 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

• 《军委十条》
• 二月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