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子三惨案

于子三死后，国民政府对外宣称于子三用玻璃割喉自杀。同月31日起，政府戒严杭州全城，封锁新闻，检查信件和电话电报。为制止学生运动进一步扩大，中华民国教育部向全国大专院校发出“制止响应浙大学生罢课举动”的代电及附件[10]。此外，国民政府后通过法庭公审此案。11月20日，法院判处其他三名学生各7年徒刑[11]。

1947年，陈建新、黄世民、郦伯瑾三人，被判处七年徒刑

事件发生后，洪德铭领导的杭州中共地下党组织做出了“揭露事实、打击当局、保护学生”的决定，提出了“反对迫害、争取自由、求得生存”的宣传主旨，发动群众在浙江大学内外开展宣传活动并向政府申诉，以反对政府。同学会在校内提出口号，呼吁学生完成同学会普选以纪念于子三。浙大师生和员工自11月起一致罢课、罢教、罢研、罢工以示抗议。浙大校长竺可桢更是于4日赴南京，向教育部申诉，同月5日又向《申报》、《大公报》宣传于子三惨案[10][12]。

11月3日开始，钱瑛领导的中共上海局青年组召开会议，决定乘机扩大斗争规模，发动所有国统区的学生、群众开展学生运动，以期声援；同月4日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等校陆续罢课声援；8日，浙大学生会发表公告《天堂血泪》，阐述惨案情况，通过各种渠道散布到全国各个大学和省内各大中学。全国学联发表了《为抗议政府摧残学生争取人权保障告全国同学同胞书》，号召学生开展运动；此外，浙大在校内举办多个活动以宣传，包括了一场于子三遗物展；并派出了宣传员，在杭州市内各校、部分工厂及街头及上海等外地开展针对该事件的宣传、控诉活动[13]。

在中华民国教育部发出制止抗议活动代电后，抗议运动没有停止。11月16日，浙大举行公祭大会，灵堂上悬挂着全国各地寄来的近千幅挽联。直至次年8月下旬，全国累计有二十余城市十余万学生罢课，另有十五万余学生参加集会、游行或以资助等方式参与相关声援活动[10][15]。

国民政府开庭公审其他三名学生陈建新、黄世民、郦伯瑾。11月17日，三位学生和律师当庭驳斥了当局提供的伪造证据。在法院宣判被审学生有罪后，浙大等校学生第二次抗议性罢课。11月底、12月初，对于该案引发的全国性学生运动，中共上海局青年组进行了总结，认为学生运动达到目的，可以适当暂停并转入群众工作，重点发展中共党组织和亲共力量，使学生运动的成果进一步坚固。当年12月中旬，中共上海局在杭州建立工作委员会，洪德铭担任书记。该组织在杭州发展了一批中共组织，其中包括了中共杭州中学区委[11]。

竺可桢一边到凤凰山亲自为于子三墓地选址，一边却告诫学生不得任意出外游行，然而其中间派的态度为学生们所不齿，引发拒竺情绪。[6]当局同意1948年1月4日由浙大学生举行集体葬礼的提议，却围绕送葬队伍的路线、是否允许有仪仗和挽联等问题纠缠，最终当局禁止学生出殡，甚至还派出流氓队伍冲进学校，骚扰和殴打学生；直至3月14日，于子三方才入葬凤凰山。[8]

浙大历来为政府高官所眷顾，蒋介石父子、陈布雷、陈立夫、朱家骅都往往念及乡情抑或是校友情，二二八事件后转任浙江省长的陈仪在竺可桢日记里也被指“故可说浙大为其母校”，因为在学潮问题上都能对浙大网开一面。1949年8月，教育部转达总统府密令逮捕“国际学联活动分子”、“历次主动罢课人员”、“反动刊物之主编人”等在内的职业学生，陈仪即附和竺可桢，称“主张疏导，不主张操切从事”。[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