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性

1989年，黑人女权主义学者金伯利·威廉姆斯·克伦肖使用“交叉性”一词描述黑人女性所受到各式各樣的歧視與壓迫[7][8]。

美国女权主义运动史上，黑人妇女常被排除在外。在19世纪和20世纪，许多黑人女权主义者，如安娜·朱莉娅·库珀（Anna Julia Cooper），开始对这一历史性的排斥表示质疑。他们反驳了早期由中产阶级白人妇女所领导的女权主义运动把妇女群体的生活经历同一化的思想，认为黑人、穷人或残疾妇女与中产阶级白人妇女所受到的压迫形式存在很大差异，并开始研究如何将性别、种族和阶级身份结合到一起，以“决定女性的命运”[9]。

1848年美国纽约州塞內卡福爾斯召开的第一次女权大会是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的开端[10]，最初只涉及白人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初的女权主义浪潮主要关注白人男性和女性在政治上的平等，而种族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

第二波女权主义源于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神秘》（The Feminine Mystique），致力于消除女性在家庭中遭受的性别歧视。在此期间，女权主义者在1963年的《工资平等法》、《教育修正法》第九条以及罗伊诉韦德案件中取得了成功，但他们也使黑人妇女与主流运动的政纲疏远了[11]。

第三波女权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末“交叉性”这一概念提出不久后出现。此时的女权主义者注意到了早期的女权主义运动对种族、阶级、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缺乏关注的问题，并试图为解决政治和社会差距提供一个渠道。“交叉性”承认了早期女权主义所忽视的这些问题。许多现代学者，如莱斯利·麦考尔（Leslie McCall）认为，引入歧视形式交叉性理论对于社会学是至关重要的。在该理论发展之前，几乎没有过对在社会中遭受多种形式不公正待遇的人的经历的专门研究[12]。

“交叉性”的概念与20世纪70年代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黑人女同性恋女权组织卡姆比河团体（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提出的「同时性」概念，[13]也具有历史和理论层面上的联系。后者提到了种族、性别和社会阶层同时产生的影响，并挑战了以黑人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运动以及主流性别、白人、中产阶级、异性恋女权主义者的分析。

第四波女权主义中最常提及的身份包括种族、性别、阶级、能力、国籍、公民身份、宗教和体型。尽管「交叉性」一词是在1989年创造的，但直到2000年代才被女权主义者广泛采用。

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群体中的人们通常被社会单方面赋予“其他”属性。格洛丽亚·安萨尔杜阿（Gloria Anzardua）指出，由于不遵守社会惯例和规范（例如异性恋规范），因此排除在社会学中的“标准化”之外。奥黛丽·路（Audre Lorde）使用“奇特标准”的概念来描述被视为社会中的“另一个”，并由此产生了如下的社会认知。批评学者亚瑟·布里顿和玛丽·梅纳德说：“统治总是涉及要控制的主体的客观化。所有形式的压迫都轻视了被压迫者的主体性。”基于此，柯林斯认为自我评估和自我定义是抵抗压迫的有效技术。承认自己并自我定义对于保持被压迫者的自尊心是有效的，并且可以减少不人道对待他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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