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鲁斯

卢斯出生于教士家庭，受其影响巨大。

作为传教士的儿子，他本身就是传教士。他逼迫自己拼命的工作，把自己的意志投入更广阔的领域，努力工作和做出个人牺牲。从不参加诸如网球、高尔夫球之类的活动，也不寻欢作乐。从不注重衣着，食物也就是为了补充能量。

在意识形态上，他不能容忍共产主义，认为与他的哲学和信仰冲突。他甚至在苏联和美国结盟时，就准备为东西方冷战的到来而“枕戈待旦”，做了大量媒体舆论上的准备。

在对待刊物编辑问题上，他认为《纽约时报》发行人苏兹贝格缺乏责任心，对记者的文稿疏于管理——来稿照登，不加修改。他认为此种做法是玩忽职守，对刊物的放任。但他有时也会疑惑，《时报》在公众心目中比《时代》可信性高。

他最反感电视行业巨头的行径——用高级设备狂呼叫卖最低俗的东西，同时将赚钱作为头等大事。

特殊的成长经历让卢斯对中国始终保持着一种特殊的情结，他甚至认为，中国是自己除美国之外最热爱的国家。早在1924年9月8日，《时代》就将军阀吴佩孚列为封面人物，而这只是它关注中国的开始。童年的卢斯目睹了上世纪初中国的贫穷和战乱，对中国既爱又恨。长大后，他又坚信只有依靠美国方式才能帮助中国实现“富强”和“民主”。为此，他在美国利用手中的杂志，不遗余力地为中国摇旗呐喊。抗日战争初期，美国社会还深受“孤立主义”思潮的影响，卢斯却对中国报以同情，他向中国前线派遣了十多名战地记者，率先在《时代》上大量报道中国抗战。不过，这些报道都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和目的性——在大量报道、抨击日军暴行的同时，他还竭力树立蒋介石中国战时领袖的形象，以此获取美国公众的同情和政府的援助。为此，蒋介石、宋美龄接二连三成为《时代》封面人物，两人甚至在1938年被评为年度风云人物中的“风云夫妻”。国民党将领陈诚也登上过杂志封面。

《时代》对中国大批量、轰炸式的报道，也确实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很多美国人通过《时代》了解到了抗战的中国，在舆论的压力下，美国政府和民间对中国的援助也迅速增加。

卢斯拒绝承认共产党治下的中国。他只认为蒋介石领导的中国，才是真正的中国。

他對蔣介石的情感投射，主因為蔣介石夫婦是基督徒，更是東方亞洲最早信基督的國家領袖人物之一。傳教士之子對信基督者自然特別有好感；而中國共產黨持無神論，壓迫宗教，驅趕基督徒，自然為他所憎惡。

早在1927 年，时为北伐军总指挥的蒋介石就登上过《时代》封面。1932年，卢斯时隔20年回到中国，受到了蒋介石政府国宾般的接待，在此期间，他还迅速与宋氏家族结下了深厚的私交。当1943年宋美龄访美寻求援助时，卢斯则专门成立了“纽约公民欢迎蒋夫人筹备委员会”。据统计，在卢斯执掌《时代》的几十年间，蒋介石夫妇前后十几次登上封面，成了美国家喻户晓的“中国第一伉俪”。因为支持国民党的立場，卢斯獨排眾議对西方左傾记者发出的国民党負面新聞、以及美化共产党的大量报道予以封殺。1945年日本投降时，卢斯再次让蒋介石成为《时代》封面人物。

在抗战末期，魯斯認為只有蒋介石才是能夠重建中国的英雄，但是西方新聞界普遍左傾的情況下，《时代》多名記者趨向親共路線，其中驻华资深记者白修德在华长期采访期間，和另一位记者贾安娜的文章几乎完全被魯斯任命的编辑修改，恼怒之下，回国后的白修德离开了《时代》，他致电卢斯说：“如果《时代》明确地、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的话，我们就没有对千百万美国读者尽到责任。”由于在这一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二人最终分道扬镳。魯斯在后来的采访中说他开除白修德是因为后者是共产分子。

艾森豪威尔曾邀请其担任大使，被其拒绝，在与朋友谈话中说：“我志愿当民主在中国恢复后的驻华大使”。当共产主义取得中国后，他拒绝承认其政权的合法性。魯斯晚年时曾与时年29岁的迪克·克勒曼感慨：“我是在一个叫做登州的小城长大的，现在那地方已被共产党接管，我殷切地希望能在某一天回到那个地方，看着它再次成为自由之乡。”魯斯拒不承认共产主义全能式政权的存在，也不认为它是真正改变中国的历史力量，更不相信记者从红色中国发回的某些报道，而始终对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报以希望。

《时代》的反共态度，直到卢斯晚年才有所转变。特别是在他1967年去世后，这种变化越来越大。在中美建交过程中，《时代》给予了充分关注，往日那种强烈的偏见也在淡化。1971年，当著名的“乒乓外交”启动时，该周刊就于当年4月26日刊登了一幅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在长城上的合影。当年11月8日，《时代》又将周恩来列为封面人物。1972年2月18日尼克松成功访华后，《时代》又在3月6日的封面上，设计了一个抽象的汉字“友”，将画面切割成四块，分别为尼克松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会面、参观长城以及观看歌舞演出的情景，明显体现出积极乐观的态度。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成功，中国开始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时代》对中国的关注随之进入到一个新时代。这种变化，最典型的体现在对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关注上。从1976年1月到1997年，邓小平至少7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并且两度成为年度风云人物。迄今为止，能够两次当选该刊年度风云人物的，只有丘吉尔、艾森豪威尔等少数几位世界领导人。这一阶段，《时代》的报道范围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中国内政的关注，文体明星、普通中国人纷纷走入其视线。

步入新世纪，《时代》与中国的距离更加贴近了。2005年14位世界最有影响力人物中，就有中国海洋石油公司董事长傅成玉和著名演员章子怡。所有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时代》特殊的“中国情结”正走向一个新的时代。

麦卡锡紧揪着菁英和既有体制门争，威胁到卢斯身处的世界。卢斯也认为，麦卡锡让大家分心，让大家注意小问题，却不关心当前最重要的挑战：美国需要的是对付全球共产主义的一贯策略，而不是在美国国内纠举倾覆份子。[3]

台灣東海大學；由魯斯捐助興建的路思義教堂

台灣東海大學是由美國「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所設立。魯斯本人在亞洲中國出生，且父親是曾主持教會學校的傳教士，家族歷史原本就與「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緊密結合。

魯斯經營媒體出版業有成後，擔任為「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成員。1960年代，他以紀念父親宣教為名，捐助了台灣東海大學校內的教堂興建，東海大學命名為路思義教堂，此教堂由華裔美籍建築師貝聿銘設計，為台灣知名地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