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观

“京观”之名最早出自于《左传》，当时晋楚邲之战后潘党向楚莊王进言要求“收晉尸以為京觀”，目的是让子孙后代看到铭记先辈的武功。但是楚王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说京观是“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所创，目的是惩戒无道。根据这一段话，似乎修筑京观的行为似乎由来已久。根据孔颍达《正义》引《广州记》，“鯨鯢”即鲸，雄性称鲸而雌性称鲵。杨伯峻注《左传》即认为“鯨鯢”比喻首恶元凶，“京观”即将那些对明王“不敬”的大奸大恶之人的尸首封埋起来；“封”在此意为封识，在土封之后还要加上表木或立石记录这件事；“戮”有陈尸的意味，同时也通“辱”义，修筑京观可以通过陈尸已死去的强敌尸体以羞辱敌人，炫耀自身功绩。根据《尔雅》，“京”本义为人力所作的较高丘状建筑物，而“观”则为高大台榭，一种高耸的建筑物。“京观”也简称为“京”，《吕氏春秋》中就有赵国“得尸三万，以为二京”的说法。[1]

学者安广禄认为，“”本意为高大的门楼，古文中“坑”和“”都与京观存在混用的关系，“” 与“坑” 又可以互相借用，例如王莽下诏将刘信等人“坑杀”，实际上将他们的尸骨修筑为京观。十六国时期，后凉吕隆镇守的姑减城受到了后秦的围攻，吕下令将企图逃出城的百姓“尽坑之，于是积尸盈于衙路”；“坑”、“”和“京观”实际上是同一回事，都是将尸体堆积封土——只是惩治罪大恶极者或堆砌阵亡敌军才叫做“京观”，对于滥杀百姓、屠杀战俘则称“坑”。[2]刘德浩则反对这一意见，认为门并非“” 本义而是“闶”的本义，按颜师古注“”本义为“大阜”（大土丘），“坑”在学术界更常用的解释为坑杀、活埋；他认为安文所提及诸多史料存在解读问题，例如王莽“坑”的，并非刘信等人，而是他们的家族，京观所针对的是鲸鲵首犯，“坑”和“京观”的对象不同；因此，“坑”和“京观”并非同一种行为。[3]

学者王亚林认为京观除去作为打扫战场的方法外，同时也反映了古代人厌胜敌人灵魂的巫术意味。修筑京观不仅仅是为了炫耀自身的武功，更有着厌胜敌人及敌人头目的灵魂以防止他复活作祟的作用，后人可以通过京观、符咒等永世镇压这些人的灵魂——《山海经》中就有刑天与天帝争斗失败后，首级被安葬他处以令其无法复仇的故事；周武王在牧野之战後也通过对商纣王的尸体施虐，以满足其厌胜的巫术意味。但是在后世，京观的巫术意味淡化，逐渐演化为炫耀武力、维护统治、威慑他人的作用，例如司马昭在攻破寿春之后，就将扎营地丘头的地名改为武丘，义通京观，以明“以武平乱”的功绩。同时后世小说的“铁丘坟”“肉丘坟”即以京观为原型，继承了京观的巫术意涵——评书《薛刚反唐》中，武则天处心积虑杀灭李唐忠臣，将薛家上下三百多人全部埋于薛家地下，上面用三层石板压住，再在上面浇筑一个大铁坟头，立碑写道：“反叛薛家门，铁石压其身。骂名千载后，怀恨铁丘坟。”后来薛刚反武20多年，最早报仇雪恨。这种“狱”“坟”一体的坟墓，在王亚林看来就是一座京观，只不过原来惩戒元凶的作用被权臣用来威慑异己、陷害忠良，但是一旦到了狱坟打开的时候则是正义战胜邪恶之时。[1]

上海交通大学的朱兴和则评价京观与其说存在时间演变，不如说和政治权力在空间上的扩张息息相关。在部落扩张、较为成熟的割据势力混战、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以及中央集权帝国对外扩张的过程中都容易出现京观，京观还是国与国之间关系恶化的产物和表征。在朱兴和看来，修筑京观对内则为专制政权对其被统治者的单向行为，对外则为平级政治团体之间的双向行为，实际上是集权政治对内外强调权力关系的特殊表征。在对外关系方面，京观可以成为调整对外关系的风向标，例如唐与吐蕃战争中南诏转向吐蕃，修筑唐军京观，后又改投唐朝，推平京观改立大唐将士德化碑。而在对内方面，京观也是调整国内政治结构和关系的重要手段，对功臣和篡位者而言尤为重要——有时京观为上位者向反叛者强调自身权威，有时京观为下位者向上级邀功请赏乃至觊觎大位的工具，乃至于功臣良将不惜滥杀无辜做大京观——天启年间赵彦剿平白莲教，滥杀平民做大京观借以邀功，朝廷论功行赏一众高升，不久他得罪魏忠贤，政敌举报他滥杀无辜，最终本人系狱，本人京观亦被下诏毁去。再从王莽、陈霸先等人事迹看，京观在稳固权力、实施篡权和实行政权交替方面发挥着较大作用。在他看来，京观还是中国古代权力构建的一种方法，既作惩戒也用以规驯，让服从和奴役深入骨髓，古代中国政治的殘酷由此可見一斑。[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