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蓄互助社

儲蓄互助社由天主教耶穌會在1963年選派在華牧靈神父汪德明（Rev.Jesus S.Brena,S.J.）、杜華（Rev.Louis Dowd,S.J.）及教友牟文熙、吳秋霖等四位人士，參加「亞洲社會經濟生活協會」假泰國曼谷舉辦的「社會行動領導者研討會」，首度接觸儲蓄互助社運動的洗禮。1960年代，很多家庭曾透過農村地區的儲蓄互助社開始經商或擴充[3]。1980年成立全國性的推動組織「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會」[4]，1997年由該協會推動完成《儲蓄互助社法》之立法[5]。在台灣，儲蓄互助社被政府視為十類合作社業務之一。現時，政府主管單位為中華民國內政部。至2019年12月底，儲蓄互助社共有335社，社員數達22萬2,275人[6]。

根據內政部資料，儲蓄互助社是「一種基層民眾合作金融組織。是由一群具有共同關係之自然人及非營利法人，依自助、互助原則所組成之非營利社團法人，其目的為鼓勵儲蓄，聚集資金，以合理利率，簡易的貸款方式，提供貸款給予需要資金之社員，以解決其生活或生產上之需要，並採取不斷教育宣導方式，鼓勵社員勤儉儲蓄與善用貸款儲蓄，以提高其社會地位及改善其經濟狀況，並大大減少地下錢莊及高利貸之為害」[6]。儲蓄互助社的社員須有「共同關係」，可以是工作於同一公司、工廠或職業團體、參加同一社團或宗教團體、原住民團體、或居住於同一鄉、鎮者[7]。

在台湾，儲蓄互助社與信用合作社不同，後者是以合作社形式經營銀行業務的金融組織。

1960年代，儲蓄互助社的概念由天主教耶穌會神父郭樂賢（Father John Collins, S.J.）引入香港，並於1964年成立了全港第一個儲蓄互助社「聖方濟各儲蓄互助社」。儲蓄互助社透過收取社員股金，借貸給社員解決日常需要，另亦有社員間聯誼的功能。與一般銀行或財務公司不同，儲蓄互助社的貸款息率較為合理及可負擔，而且一旦欠債的社員身故，儲蓄互助社不會向社員的遺產受益人（例如親友）追討，損失由保險公司負責[8]。根據《儲蓄互助社條例》（香港法例第119章）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儲蓄互助社由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監管，而非財政司司長監管。起初，儲蓄互助社社員多為漁民和農民[9]。由於儲蓄互助社的會徽常有一把雨傘，象徵為會員「遮風擋雨」，因此又俗稱為「遮仔會」[10]。組織儲社的社員須有共同聯繫，如同一居住地區、職業、社團等。根據漁護署2018/19年度年報，全港共有44個儲蓄互助社，股份金額超過170億，儲備金亦超過6億。儲蓄互助社以宗教團體、公務員的儲社數量為多數，各有13及11個[11]。當中以「香港警察儲蓄互助社」最大。截至2020年2月底，社員人數達44,952人，股金結餘超過100億元，總資產值超過110億元[12]。

郭樂賢神父從「亞洲社會經濟促進會」認識了儲蓄互助社，前往菲律賓、澳洲及菲濟群島研究儲蓄互助運動。回港後郭神父推廣儲蓄互助運動，並與港英政府磋商儲蓄互助社的法案。透過成立儲蓄互助社，「教導人作家庭預算，積少成多，未雨綢繆之餘，又可以互相幫助，就無須借高利貸」[13]。1964年，郭神父協助成立全港第一個儲蓄互助社——位於深水埗聖方濟各堂的「聖方濟各儲蓄互助社」。其後，此舉帶動政府部門和屋邨相繼成立儲蓄互助社，1966年，８個儲蓄互助社正式組成「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14]。1968年，港英政府通過《儲蓄互助社條例》（香港法例第119章）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規定儲蓄互助社的模式。根據法例規定，儲蓄互助社的宗旨須為：「在社員之間提倡節儉」、「收取其社員的儲蓄作為股份的付款或作為存款」及「專為援助或生產的目的而貸款給其社員」。社員不可少於15人，儲蓄互助社沒有資本限額，但須分為每股價值$5的股份。周年會議及特別會議投票決議時，「任何社員不得有多於一票表決權，並且不得容許由代表其在該等會議上表決」，而選舉社員加入儲蓄互助社的董事會、監察委員會或貸款委員會時，「須以不記名投票方式進行」。法例除了規定儲蓄互助社需預留款項作儲備金外，每年撥付給社員的股息亦不可超過六釐[15]。

香港中文大學財務學系副教授蘇偉文指出，由於社員「圍內大家知大家事」，因此極少機會出現管理層盜款潛逃的情況，而社員拖欠貸款的比率亦極低[16]。時至今日，稅務局認為儲蓄互助社的性質與貸款公司相似，其利潤應繳稅，因此現正向多家儲蓄互助社追討利得稅[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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