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学

後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好言“天人感應”與“陰陽災異”，“讖緯”學大为流行，漢朝知識份子籠罩在迷信與神秘的氛圍之下。漢代主要有严彭祖、颜安乐二家春秋博士學，皆傳自董仲舒，董仲舒对《公羊传》的概括是：“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患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1]。樊宏之子樊儵删定《公羊严氏春秋》章句，世号樊氏学[2]。張霸又删樊儵《严氏春秋》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3]。到了東漢晚期，以何休最為出名。《鹽鐵論》編纂者桓寬亦為公羊家。

東漢以后，很多人對讖緯學進行了批判，公羊學自此逐漸走向沒落。六朝時期，何休曾被立為官學。唐代的經學日趨式微，研習公羊者為少數。

清代考據學興盛，學者們陸續對公羊傳進行研究，公羊學思想又有一次复興，有名的公羊学家有十数人。[4]

常州公羊學派在晚清具有重要地位，武進莊存與是當時學術中的主流，他們企图从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中寻求解脱社会危机的出路。清代學者如：孔廣森、莊存與、劉逢祿、龔自珍、魏源、康有為、戊戌六君子等，皆屬於清代公羊學者中的重要人物。

刘逢禄（其代表作《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发挥公羊学中的“大一统”思想，“欲攘蛮夷，光正诸夏；欲正诸夏，先正京师；欲正士庶，先正大夫。”[5]龚自珍則抛弃庄存与、刘逢禄的隐喻的手法，大膽的對现实進行批判，他的公羊学深刻影响了晚清社会。影響所至，而有晚清戊戌变法的改革事蹟，康有为利用“三统”、“三世”说，为变法维新提供理论依据，都是引用公羊學的“微言大义”。學者杨向奎曾说：“清代从庄存与到陈立这一批公羊学者中，可以称作思想家者当推龚自珍。”[6]但是龚自珍的公羊之学也有缺陷，龚本人发挥最多仍是“三世”说，鮮能建立自己的思想體係。梁启超就说“自珍所学，病在不深入。所有思想，仅引其绪而止”。[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