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衣

包衣一词的记载最早见于《满洲实录》（清实录）之中[參⁠ 14]。最初的起源是女真部族的下层成员、统治家族收养、接纳的非血缘关系的家族、氏族成员和部分外戚族众等[參⁠ 15]。如内府完颜氏就曾因与清太祖努尔哈赤有姻亲关系而被编入包衣[參⁠ 16]。此外，还有许多追随清太祖起兵之勋戚[註⁠ 2]都隶属于包衣，八旗定制后也未有变更[參⁠ 20]。他们与统治家族结成的特殊关系，使得他们成为了最获信赖，也是最忠诚的家臣、家仆、得力助手，甚至是主人的朋友[參⁠ 21]。随着努尔哈赤家族势力的不断扩大，包衣的来源也日益复杂。从之前的来源又拓展至战俘、契约奴仆和获罪之人。此后，以他们作为主体的包衣成员身份也日渐稳定，开始以一个奴仆阶层的形象出现在历史之中[參⁠ 15]。

旗制建立后，专门设置包衣佐领、管领（满语：，转写：hontoho[註⁠ 3]），在此之上置参领。佐领数量以满洲为最多，旗鼓[註⁠ 4]次之，高丽、回子、番子[註⁠ 5]佐领最少。其中满洲佐领中存在宗室、觉罗编隶包衣的情况[註⁠ 6]。上三旗包衣有自己的户籍，属于正户，其地位属于正身旗人之列。由他们所组成的服务于皇室的机构——内务府平衡了宦官在宫内的权力，降低了宦官专权的可能性[參⁠ 29][參⁠ 30]。下五旗包衣中也有一部分拥有自己的户籍，另一部分则依附于主家户口之内[參⁠ 31]。隶属于包衣旗籍之人，除后妃家族抬旗、立战功、为官表现优异、罪案平反等缘故外，其身份是世代固定的，所生子女曰家生子（满语：，转写：ujin），再生为二辈奴（满语：，转写：furna）、三辈奴（满语：，转写：bolgosu）等，世代为主家服务[參⁠ 32]。代数越多越受主家信任，地位也较高，并掌管重要事务[參⁠ 33]。清朝入关之后，包衣可以更广泛地参加科举，由此进入仕途；还可以备选甲兵，组成各个种类的兵营。上三旗包衣由于直接隶属于皇帝，属于“皇帝家人”，其地位、仕途、补兵缺的机遇都要大大高于下五旗包衣。下五旗包衣由于私属于王公，出仕机遇也基本局限于王公府内任职[參⁠ 34]。但朝廷一旦选任下五旗包衣为官，也无需征得其主家首肯[參⁠ 35]。终清一代，包衣出将入相、担任封疆大吏之人是非常多的[參⁠ 36][註⁠ 7]。

包衣虽为奴仆，但主家无权对其随意进行人身侵犯[參⁠ 38]。皇帝会对虐待包衣的王公主家按照律例进行惩处[參⁠ 39]，但虐待之事仍屡见不鲜。比较严重的一例当属道光十八年（1838年）惇亲王绵恺囚禁属人一案。惇亲王绵恺仅因琐事接连囚禁属下包衣达80余人，后被人告发，道光帝大怒，将绵恺降为郡王，革去宗令、都统等职，罚俸三年。绵恺受此打击于同年十二月薨逝[參⁠ 40]。也有许多包衣与主家相处融洽[參⁠ 41]。还有个别悍僕势大，反过来欺压王公主家的例子。如康亲王府包衣张凤阳曾将康亲王杰书的岳父家捣毁[參⁠ 42][參⁠ 43]。此外，一部分出任庄头者在清中后期实际上控制了主家的地，并租种给佃户，成为了“二地主”[參⁠ 44]。

包衣中也有受封世爵世职之家，其中大都抬入旗分佐领，仍留于包衣者有，三等男爵胡海、张时荐、扎克塔尔；获封世职者有二等轻车都尉白迩赫、侉色等[參⁠ 45]。

因为包衣组织出现于八旗制度之前，所以初期也可以泛指除皇帝、宗室王公之外异姓勋戚贵族、未入八分宗室和一般旗人之家的奴仆，但随着包衣制度在八旗中的完善，为避免混乱，自顺治末年起，异姓旗人的私家奴仆在汉语中改称旗下家奴、八旗户下家奴等[參⁠ 46]，在法律[註⁠ 8]、婚姻[註⁠ 9]、政治权利[註⁠ 10]等方面的地位均要远远低于包衣[參⁠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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