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

1932年蔣中正駐節南昌指揮江西剿共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就已成立，本只是一批隨蔣奔走的參謀、秘書與譯電人員，以處理各類函件公文為其任務。但後隨著蔣權力日增，1936年1月侍从室改组为三個處與侍衛長室、參事室：侍從室第一處，負責軍事、情報業務；侍從室第二處，處理中國國民黨黨務、政治業務為主；1939年底成立的侍從室第三處，則是處理人事調查、考核業務；侍衛長室即蔣中正之警衛單位；參事室乃研究專門性內政外交問題以供蔣參考，頗類智囊團之組織。

隨著蔣中正中國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主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三個職務，兼任黨政軍三系統之主官，蔣身邊最為親近的侍從室對於戰時中國軍事、政治、外交、黨務、人事等事項的審定與意見，素為蔣所重視；甚至可決定何種情報上呈給蔣，以及左右蔣對人事的陟升罷黜，其影響性冠絕一時。故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與委員長侍從室的出現，多被視為蔣中正權力具體化的表徵，亦是中國「政治軍事化」的結果。

抗戰結束後，1946年5月31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撤銷，1946年6月1日成立中華民國國防部。侍從室則於1945年10月1日正式結束，並為1949年8月1日成立之中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之前身。

• 侍一處改組為國民政府參軍處警衛室；
• 侍二處、侍三處併入國民政府文官處；
• 侍衛力量改編為國民政府警衛總隊，統歸國民政府參軍處軍務局局長俞濟時指揮管制，繼續遂行侍衛及警衛任務。

• 侍从室第一处
  • 主任：
    • 钱大钧（1936年1月－1938年3月）1938年3月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到武汉时，调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主任离职。
    • 林蔚（1938 年4月－1939年3月）国民政府撤退到重庆时，在重庆市中四路曾家岩附近的德安里，选定了川军将领许绍宗的住宅“尧庐”作为侍从室第一、二两处办公地址，至国民政府迁回南京以前始终没有变动过。
    • 张治中（1939年4月－1940年4月）1938年11月，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率省府人员从长沙撤退，到重庆见蒋。蒋介石于1939年4月初派张治中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调任桂林行营参谋长（白崇禧任行营主任）。1940年的夏初，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部长陈诚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赴湖北恩施指挥；张治中接任政治部部长、离开侍从室。
    • 贺耀组（1940年4月－1942年9月）原任军委办公厅主任，1940年4月接替张治中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1942年秋，国民党政府为了防止走私和管制物资经济，成立了“国家紧急动员会议”，调贺耀组担任这个机构的秘书长，负责主持。
    • 林蔚（1942年9月－1944年11月）1940年桂林行营撤销，成立军委桂林办公厅，以李济深为主任，林蔚调为副主任。贺耀组离职后，林蔚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仍兼军委桂林办公厅副主任职。
    • 钱大钧（1944年12月－1945年8月）1944年11月底钱大钧第二次出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1945年8月任上海市长。
    • 商震（1945年9月－1945年11月）1945年9月初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商震到职不久，侍从室就酝酿改变组织系统，于1945年11月底侍从室的名义撤销了。以原侍一处的第二组和侍二处的第四组为基础，分别编并到国民政府参军处、文官处之内，成立了军务、政务两个局。商震改任国民政府参军长
  • 副主任，由侍从室第二组组长邹竞（字效公，保定军校毕业）升任。
  • 第一组〔简称侍一组）主管经理、会计出纳、医疗卫生、生活福利（包括对蒋介石个人和蒋住宅的生活安排）和交际、接待来宾等项业务。编制人员有：组长、侍从副官、侍从医官、副官、料员、缮写人员（司书）以及在蒋住宅的看护、厨师、工役等。第一组虽属特一处的建制，但它却担负着侍一、侍二两处全部机关事务管理的责任，同时还要兼顾蒋介石在驻留和外出活动的一切生活上的供应和安排。所需经费是从蒋介石个人名义的一笔特别费项下开支，并向蒋直接负责。
    • 组长：1936 年1月侍从室改组后，莫我若（湖南人，黄埔军校一期生）任第一组组长。1938年3月间，汉口公安局长陈希曾为第一组组长到1945年11月底止。陈希曾系浙江人，是陈英士之侄，与陈果夫、陈立夫是兄弟。早年在上海做交易所生意时和蒋介石熟识，曾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任侍一组组长。侍从室名义上撤销以后，以原来侍一组为基础改组为总务局，隶属国民政府参军处，陈希曾改任总务局局长。
    • 侍从副官：在蒋介石左右担任接待宾客，执行“承启”任务的副官。蒋到各地，他们也跟随一起行动；蒋驻留时，他们就在蒋的“官邸”轮流值班，听候传唤，有黄埔军校一期生蒋国涛、项传远，以及周天健、蒋孝镇（蒋介石的族孙，日常伺候蒋介石生活起居）等。抗日战争后期效法美国的制度，取消了侍从副宫，改为侍从武官，并挑选军校出身留美毕业的青年军官担任。
    • 医务室：也列在侍一组的编制之内，有大夫和看护约共3 、4 人，原由侍从医官陈方之负责主持。国民党政府西迁重庆以后，陈方之调为参议闲职，后来任兵工署重庆大渡钢铁厂的医务顾问，另由曾在德国留过学的一个吴大夫继任。
  • 第二组（简称侍二组）主管军事参谋业务。主管的业务几乎包括了军委会所属的各重要部门和其他行政部门，从作战指挥、部队训练、国防装备到交通运输、后勤补给以及人事经理等等，无所不包。凡是参谋总长所不能决定或不敢决定的一些报告或请示的文件，都经过侍二组，由参谋人员研究审核，签注意见送给蒋介石作最后裁定。还有来自全国各地军政大员请示报告的文电（其中绝大部分是属于人事和经理的文件），由于蒋介石的权力最集中，所以必须亲自处理。此外，蒋介石自己发布的手令一天比一天加多，往往干涉到主管机关单位的职权，还要他们“限期具报”。侍二组还要审阅一些来自各方面的建议和处理事务性的工作，如代拟通知召见外地各文武官吏、向战区高级指挥官电话传达蒋的重要手令（译成密电码传达）等工作。因此，侍二组的参谋业务是非常繁重的，而且参谋人员是日以继夜服务。侍二组组长和参谋人选都是经过蒋亲自批准而后任用，“确信万无一失者方可任用 ”，特点就是：官阶不宜过高，年龄不宜太大，以便于指挥调遣。由于待从室官兵的待遇标准提高．已经比外面优厚了，所以官阶也必须降低。因此参、秘等人员的军衔，一般要比外面降低一级乃至两级任用。比如在外面原来任上校或中校级的，到侍从室工作就按中校或少校级任用。这样，一方面表明待从参谋人员的官阶不大，不致引起外人的注意，另一方面参谋人员外调离开侍从室的时候，凭蒋的一句话就可以提升两级任用。蒋介石对侍从参谋人员的任用，首先考虑的是此人是否为黄埔军校出身，或者是否在统治集团中服务的年限较久，更重要的是，还要看是什么人的保荐。到了抗日战争中后期，侍从室第二组的参谋人员，几乎都是“清一色”出身于陆军大学。只配备有少数一两个英、美留学生担任外事、翻译工作。
    • 组长：1936年钱大钧任侍一处主任，推荐武昌行营参谋处副处长刘祖舜（浙江黄岩人，陆大特一期毕业）任侍二组组长。刘就任不久，即转任军分校主任而离职，由钱大钧自己兼任侍二组组长。当时，侍二组只有从军委会办公厅调来的校级参谋秋宗鼎、罗兆宗二人，连同原来的尉级参谋卢集贤共3人。以后陆续从陆军大学各期毕业生中选调邵存诚、李矗岗、丁炎等，人员逐渐增多。并以邵存诚代理侍二组组长。抗战开始后，黄埔军校一期生酆悌、刘进先后到侍从室，派在侍二组工作。不久邵存诚调三战区，蒋派酆悌任侍，二组组长。上海战役之后，酆悌到湖南，旋任长沙警备司令。侍从参谋刘进接任侍二组组长。大约在1937年12月初南京岌岌可危之际，外调刘进到河南．任戴民权的第45师副师长。李亮岗代理侍二组组长。1938年3月，邹竞任第二组组长。不久邹调升侍一处副主任。林蔚推荐亲信于达任侍二组组长。于达从1937年8月间在汉口就职后，一直到1944年秋，连续在侍从室工作了6年之久。于达字凭远，浙江黄岩人，保定军校三期和陆军大学九期毕业。曾在国军第一师胡宗南部任参谋长很久。1944年秋，于达外调新疆督办公署参谋长，以后转任胡宗南属下的集团军副总司令和一战区副长官，由聂松溪（山东人，黄埔军校二期、陆大九期毕业）继任侍二组组长。1945年2月间，聂松溪调任第57军军长，由军政部交通司司长赵桂森接替侍二组组长，一直到1945年冬待从室撤销时为止。
  • 第三组（简称侍三组）：主管的任务是保卫蒋的安全。包括计划、指挥和具体行动布置等业务。它在编制上虽属侍一处的建制，但是受侍卫长的直接领导和指挥。

• 侍从室第二处：1936年1月，侍从室在南京改组，蒋介石任命陈布雷为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一直到1945年10月底侍从室在重庆办理结束时为止，整整10年。第二次副主任：周佛海、張道藩、陳方。第二处各组组长都是同这一机构共始终的。
  • 第四组（简称侍四组）：为第二处核心，处理国民党的政治、经济、外交、党务等有关业务，以及蒋介石交办的其他机密案件。组长陈方，字芷呵，江西人，早年毕业于江西高等学堂。1945年侍从室撤销，即以原侍四组为基础，成立了政务局，陈方任局长。侍四组组长以下有侍从秘书、科员、缮写人员等不到十几个人。经常在组内工作的秘书，只有两人。在蒋介石官邸工作的侍从秘书汪日章、俞国华也列在侍四组编制之内。他们主要担负机要文件的保管和收发的任务，跟随蒋行动。
  • 第五组（简称侍五组）：原来是专为储备一批行政人员而设。最初由侍二处主任陈布雷自兼组长。组内设侍从秘书若干人，没有一定的名额，也没有固定的工作。一律按照上校军衔的待遇，每月从侍从室领取规定标准的工资，备蒋介石随时召见咨询。其中大部分人在抗日战争开始前后，就已经陆续分别派出去了。只有萧赞育、李惟果在这里的时间最久。1939年初，侍五组由汪日章任组长，开始主管一些关于国民党党、政高级人员（省委、厅局长、专员一级的）的调查考核和安排使用的业务。以后汪日章调任行政院简任秘书，由李惟果任组长。1940年，侍从室第三处成立，以陈果夫为主任，萧赞育为副主任。原来侍五组的人事业务移交给侍三处办理。这个组的职掌，改为主管外交行政。它同外交部发生了直接的联系。侍五组的工作人员也不多，只有一两个秘书。沈昌焕和邵毓麟都曾做过该组秘书。速记人员也是列在侍五组的编制之内。
  • 第六组（简称侍六组）主管谍报业务，1938年蒋介石撤退到武汉以后由于情报来源日趋复杂，而且蒋介石都要亲自掌握，所以蒋在其侍从室里成立侍六组，综核一切特工组织的情报业务。唐纵任组长。在建制上虽属侍二处，但同时也受侍一处主任的双重领导。在侍从室内部也是一个保密的单位。侍六组成义之初，从侍二组调去参谋卢集贤一人和缮写人员数人。后来增设秘书，担任研究和对外面特工组织的联系。邵毓麟和王芃生都曾在该组任过秘书，负责关于日本和朝鲜方面的谍报工作。邵毓麟还担任过当时在重庆的韩国流亡组织的联络工作。对日作战的日军行动的情报，仍由侍二组处理。中共和八路军活动的情报，则是侍六组业务的一部份。抗战后期调张国疆（军校九期、陆大十七期）任侍六组参谋，专管中共和八路军工作。
  • 机要组：抗战后期成立，由蒋直接掌握，由侍二处主任陈布雷指导，专门处理蒋介石的来往电报，编制和配发各种通用与专用的密码电本，对国际、国内的无线电密码通讯进行窃听、窃取、研究和处理。侍从秘书毛庆祥兼任组长。机要组也是军委会保密的特工单位之一。

• 侍从室第三处：1939年底陈果夫提出了由国民党培植掌握新干部的计划，建议成立一个独立单位，专门办理人事调查、登记、考核的业务。为此在侍从室系统下成立了第三处。陈果夫为主任，萧赞育（后羅良鑑、劉詠堯）为副主任。并在重庆南温泉中央政治学校附近选定了侍从室第三处的办公地址。原来侍五组主管的部份人事资料和它主管的业务，都移交给侍三处办理。陈果夫身兼数职，精力放在控制党务和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工作上。侍三处的内部业务，由副主任萧赞育负责。第三处的工作内容：整理原来已有的人事资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其业务；通过各种组织，主要是“中央训练团”，联络、吸收和甄选各方面忠实服务的人才；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人事登记制度，进一步调查、统计和考核，以加强人事的管理和控制。“中央训练团受训结业学员通讯处”，吴铸人为主任，梁子青为副主任,规定“中训团”受训绪业的学员，回到工作岗位以后，要按时和“通讯处”联系。并规定学员报告的内容。除个人读书、工作和所在机关单位的活动情况以外，还要汇报周围旁人的思想情况,待三处根据汇报，进行考该、登记，择优予以升迁。抗战后期，各期受训结业的学员，按地区或机关单位组成通讯小组。定期召开小组会，由侍三处指定的小组长负责汇报学员的动态和思想情况。侍三处于1945年11月间撤销。关于人事考核和“中训团”学员通讯小组领导等项业务，并入以后成立的政务局继续办理。
• 侍衛長俞濟時專任，副侍衛長馮聖法
  • 警衛團團長石祖德
  • 特務團團長柳元麟
• 參事室主任朱家驊、王世杰，
  • 参事：周鯁生、陶希聖、陳豹隱、王徵、張忠紱、郭斌佳、甘介侯等任參事。

• 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