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易斯·詹姆斯·花沙

劉易斯·詹姆斯·花沙的父親是詹姆斯·花沙（James Fraser，1801年－1872年），其家族來自蘇格蘭東北部的福里斯鎮[1]。1820年代初，詹姆斯·花沙曾在蘇格蘭人吉利安·麥克雷恩位於荷屬東印度巴達維亞新開設的商業辦公室擔任書記，之後他被派至新加坡與麥克雷恩的商業夥伴約翰·阿蓋爾·麥斯威（John Argyle Maxwell）匯合，成爲麥克雷恩在當地的商業代理人。其弟弟劉易斯·花沙（Lewis Fraser，1811年－1868年）也於1830年代來到新加坡一同從事進出口貿易。詹姆斯·花沙隨後也接任了新加坡麥克雷恩花沙公司（Maclaine Fraser & Co.）的負責人。他在1830年代末返回蘇格蘭故鄉，與安·康明（Ann Cumming，1811年－1888年）結婚，1839年底夫婦兩人回到新加坡。劉易斯·詹姆斯·花沙是這兩人的長子，於1841年出生於新加坡[2]。在1840年代中期，詹姆斯·花沙夫婦離開了新加坡，永久地遷往倫敦，並在1860年代開始投資倫敦金融區的新興銀行和保險公司業務[3]。劉易斯·詹姆斯·花沙則留在新加坡。

1865年左右，劉易斯·詹姆斯·花沙加入了麥克雷恩花沙公司[2]。在前一年劉易斯·詹姆斯·花沙還買下了新加坡葡萄牙裔商人若阿金·達美打（Joaquim d'Almeida）位於東陵路的住所，原址在現今的汶萊駐新加坡最高專員署。他的宅邸有兩層樓高，之後更在1876年重建[4]。然而在1882年5月，劉易斯·詹姆斯·花沙與其弟弟喬治·約翰·花沙（George John Fraser，1846年－1887年），以新加坡麥克雷恩花沙公司的名義宣告破產，債務約85,000英鎊[5][6]。其東陵路的宅邸也被拍賣，之後由香港上海匯豐銀行買下作為經理居所[4]。不久後，劉易斯·詹姆斯·花沙在刑事法典第420條文「欺騙及不誠實地引誘他人移交財物」罪名下被控[7]，最終於7月26日被判處兩年有期徒刑。1883年5月曾有請願書流傳，爲請求海峽殖民地總督赦免花沙的第二年刑期，理由是對他的懲處已足夠嚴厲[8][9]。9月，總督決定將花沙的剩餘刑期由嚴厲監禁（rigorous imprisonment）改判爲簡單監禁（simple imprisonment），花沙也因此被轉移至民事監獄[10]。

出獄後，花沙便離開新加坡前往彭亨，至於他前來彭亨的原因有不同的說法。據《馬來郵報》創始人羅布森（J. H. M. Robson）1934年的回憶錄，花沙曾在新加坡的商業界擔任重要職務，但遭遇了麻煩和不幸，因此他自我放逐到烏魯彭亨（Ulu Pahang）的荒原，並開始在都賴（Tras）和其他地方的山丘上尋找錫礦[11]。而根據英殖民政府輔政司（Chief Secretary）喬治·麥斯威1954年的回憶錄，他相信花沙是一名職業會計師，曾前往澳大利亞淘金，但在那裏一無所獲，之後前往彭亨試運氣[12]。英殖民政府首席地質學家施里文若（J. B. Scrivenor）1931年的回憶錄則說，花沙在新加坡居住了好幾年，之後移居至雪蘭莪以管理勞勿和古毛（Kuala Kubu）之間的運輸業務[13]。

麥斯威於1894年跟花沙在都賴首次會面，據他所言當時的花沙是一個身材微胖的小個子，留着細細的灰鬍鬚，看起來在50到60歲之間[12]。羅布森沒有說明他與花沙見面的年份，但說他常在古毛的休息所聽花沙講自己的故事。據羅布森所言，在澳大利亞礦工來開發勞勿金礦之前，花沙一度過着非常孤獨的生活。花沙偶爾會前往古毛，他很樂意跟任何碰巧住在那裡的人一起聊天。花沙看上去是個體弱的老人，有隻眼睛有輕微的毀容，但是本人比看起來硬朗得多[14]。施里文若則是在1904年首次前往福隆港，沒跟花沙見過面[13]，但聽說他有戴圓頂硬禮帽的習慣[15]。另外，據1905年華民護衛司署官員費斯頓（H.W. Firmstone）發表的〈新加坡與馬來半島的中文街名和地名〉，花沙留有長白鬍鬚，因此當時的福隆港被華人稱爲「白鬚港」，而「港」字則釋為「mining land」（礦地）[16]。

據麥斯威所說，花沙住在彭亨都賴的一間簡陋屋子裡，屋子由竹子和木板搭建而成，地板是用碎泥土鋪成，前門緊挨馬路。當時都賴是一個小村莊，距離勞勿七英里，坐落在連接彭亨瓜拉立卑和雪蘭莪古毛的小徑上，這條小徑長80英里，是當時彭亨和其他馬來州屬之間唯一的陸路交通要道。花沙從華人和馬來人客工那裡購買錫礦爲生，這些客工在暹板（Sempam）和梁河（Liang）源頭處的峽谷挖礦。花沙有很多騾子，他用馱鞍把礦石從都賴運到古毛。花沙住在都賴的原因是，所有的大米、補給、機械等都能通過蒸汽船從新加坡運到彭亨河，然後再沿着彭亨河及其支流士曼丹（Semantan）河和美律（Bilut）河到達最遠的通航點，在那裡有幾英里長的牛車路連接着都賴和古毛[12]。

1906年福隆港臨近的岬（The Gap）的錫礦

花沙開闢福隆港的確切年份不詳。據施里文若所說，花沙在開始他的運輸業務時，華人已在福隆港附近開採錫礦。在1894年花沙自己取得了福隆港的土地，並向華人客工收集錫礦，他們主要是在熱（Yet）和暹板山谷採礦，之後花沙在福隆港山上住了好幾年[13]。但是這又跟麥斯威的說法有出入。在1896年或1897年，麥斯威在任職烏魯彭亨的代理總監期間又見過花沙幾次。當時政府已經開始修建從古毛到勞勿的碎石路，但花沙的騾子隊伍依舊從都賴運送錫礦至古毛，他本人也還住在都賴。麥斯威相信當時花沙還沒有在福隆港展開任何採礦活動，否則花沙將不得不從他那裡獲得採礦租契，當時花沙也沒有在福隆港建造洋房。麥斯威在1897年離開彭亨，之後沒有再見過花沙。在麥斯威撰寫回憶錄時，當時仍健在的人都已不知道花沙是什麼時候從都賴搬到福隆港山上，也不知道花沙是如何、何時和為何離開福隆港的[12]。但麥斯威認為，從勞勿開始的碎石路一旦完成鋪設至士麻姑關口（Semangko Pass）的岬（The Gap），花沙就能夠用牛車從古毛供應補給至福隆港。花沙從岬開闢一條通往福隆港礦地的小徑，再搬到那裏，並關閉了都賴的業務[17]。

而且，麥斯威根據勞勿土地官員於1936年11月30日寫給馬克·約翰·肯納威（Mark John Kennaway）的信函，他發現沒有任何記錄顯示花沙曾獲得採礦租契。信中寫道：福隆港的第一份採礦租契是於1899年11月發給阿布蘇拉迪（Abu bin Suradi），之後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其他的採礦租契被簽發，其中包括一份發給羅伯特·劉易斯（Robert Lewis）的，以及其他三份在1906年發給暹板礦業有限公司的，最後一份採礦租契是於1913年頒發，但都沒有以花沙的名義簽訂的。當政府決定在福隆港建設避暑山站時，所有的採礦租契都已失效。根據信函，當時福隆港的官方規劃圖還有標記「花沙洋房」（Fraser's Bungalow）的地方，這個地方是「彭亨洋房」（Pahang Bungalow）的所在地。此地曾在1901年頒發採礦租契給Khu Lian Kee（辜聯啟，音譯），後來轉讓給暹板礦業公司，最後由彭亨政府收回。信中也認爲「彭亨洋房」，是花沙或是他的繼任者之一的山德森或鮑文在「花沙洋房」的原址上所建。遺憾的是，麥斯威並不知道花沙在福隆港的洋房住了多久，也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入住[17]。桑德森（G. V. A. Sanderson）和鮑文（Gerald Bowen）都是暹板礦業公司的經理。

據施里文若所說，花沙的礦產非常豐饒，都賴山谷中有許多「採礦地溝」（lampan），當時的巴馬利峇（Pamah Lebar）兩端還被地溝分割開來[13]。之後在巴馬利峇被改建成高爾夫球場時，當地的錫礦還未枯竭。因爲有一個承包商發現了一個小礦脈，還被允許動工開採[18]。此外根據麥斯威的回憶錄，在1901年或1902年，弗兰克·巴德利、朱嘉炳（Choo Kia Peng）和赫伯特·諾伊斯（Herbert Noyes）曾經一同前往福隆港參觀。巴德利是古毛區的助理區長，朱嘉炳是實業家陸佑在古毛的本地代理，而諾伊斯则是在礦業部門工作。在上山的路上，他們在一個亞答棚子裡看到了四個煤油罐，裡面裝滿了他們見過最好的錫礦原石。當時暹板礦業公司的經理桑德森帶他們看了他洋房附近的一個地方，那裡的錫礦石沉積在地表兩英尺以內，朱嘉炳在清洗過後發現，那裡的錫礦石和他在上山路上看到的一模一樣。所有的礦石都是用騾子運到岬，然後再用牛車運到勞勿[17]。但之後在1919年，福隆港的礦場開始被清理以開發成避暑山站，當整個山谷被水力沖刷時，在巨量的泥土中居然完全沒有發現任何錫礦石。麥斯威認爲正是因爲錫礦位於地表很淺，以致這些礦藏很快就被開發殆盡了[19]。

據羅布森從花沙那裏聽來的故事，有一次花沙的馬來隨從誤以爲他已經死了，準備開始埋葬他，所幸最終逃過一劫。幾年後，羅布森在擔任《馬來郵報》編輯時，從《新加坡自由西報》看到一則「花沙先生」過世的消息。由於名字的首字母相同，羅布森斷定就是花沙本人過世，便在社論寫了一篇關於花沙的文章，之後送往印刷。20分鐘後當辦公室已送出不少報章時，華萊士·庫克（Wallace Cook）趕來告訴羅布森，花沙本人那天上午一直都活生生地在他的辦公室。羅布森才發現他弄混了兩位花沙氏，一位名叫劉易斯·詹姆斯，另一位叫詹姆斯·劉易斯[20]。

花沙在20世紀初便已退休。在1901年或1902年巴德利、朱嘉炳和諾伊斯一行人去福隆港時，當時花沙已離開了，不過當地已被稱爲「花沙山」（Bukit Fraser）[17]。礦區高級管理員（Senior Warden）馬歇爾（F. C. Marshall）曾在1904年去過彭亨，當時「花沙山」已是公認的名字，但花沙本人卻成了傳奇人物（legendary person）[21]。施里文若則說在1904年他首次前往福隆港之前花沙就已去世[13]。

實際上，花沙退休後便回到了英格蘭東南部肯特郡的溫泉鎮唐橋井（Tonbridge Wells）定居[5]。在1901年7月4日，花沙在倫敦西部肯辛頓的聖瑪麗阿博特教堂結婚。他的妻子是瑪麗·艾倫（Marie Ellen），她是剑桥帕普沃斯禮堂（Papworth Hall）已故的弗雷德里克·谢尔牧师（Rev. Frederic Cheere）和唐橋井贝弗利（Beverly）谢尔夫人的女儿[22][23]。在羅布森犯了那次編輯失誤後，他有一段時間沒見過花沙。直到突然有一天花沙帶着他的新婚妻子從歐洲旅行回來。據羅布森所說，當時花沙看起來非常精神，顯然沒有財務問題，只是出去旅遊罷了[20]。

羅布森認爲幾年後花沙就在家中去世了[20]。而實際上，花沙在結婚5年後的1906年8月，在奧地利薩爾斯堡度假期間逝世[22]，享年65歲。

一種非常常見的說法是：福隆港開埠先驅花沙本人最終神祕失蹤。諸如《大英百科全書》[25]、馬來西亞世界自然基金會出版的旅遊手冊[26]、《孤獨星球》旅遊指南[27]、馬來西亞本地中英文報章[28][29]、旅遊網站[30]等都是如此介紹。只不過細節有所不同，例如花沙消失的年份就有各種版本。有的則說花沙失蹤後，新加坡主教弗格森-大衛在1917年前來尋找他無果，卻意外「重新發現」福隆港高原，之後他便提議開發成避暑山站，福隆港也因此發展起來。

實際上的情況是，花沙本人在20世紀初便退休回去英國定居，之後於1906年8月在奧地利薩爾斯堡度假期間逝世。而在福隆港失蹤者不是花沙，正是主教弗格森-大衛本人，但他在失蹤當天就被尋獲。根據麥斯威的回憶錄，在1917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期間，新加坡主教弗格森-大衛和雪蘭莪牧師錢皮恩（A. B. Champion）前去岬的別墅短期度假。一天清晨，他們帶着午餐步行登上福隆港。道路非常崎嶇，他們花了一整天的時間，沿着山脊和現在高爾夫球場所在的山谷，尋找洋房可能所在的地方。他們發現經理的洋房已被廢棄，破舊不堪，不適合居住。整整一天，他們看到的唯一人影是一位華人，他正用扁擔把兩袋沉重的錫礦石運到岬。之後，他們不知何故迷失路途，所幸被两位錫克籍的警員救了出来[21]。不過，麥斯威的回憶錄裡確實沒有記載花沙的最終下落，因爲他本人也不知曉。

此次新加坡主教的經歷可謂是福隆港命運的轉折點。主教返回新加坡後，寫了報告表明當地能迅速、容易、且價廉地開發避暑山站，之後他與新加坡高級專員阿特楊會面，並將報告正式提交給聯邦司署（Federal Secretariat）。1919年8月的初步地形測量進一步認可了這份建議。同月，聯邦委員會的非官方成員金德利（R. C. M. Kindersley）在議會中被告知，如果報告證實可行，將在明年的預算案中撥款發展福隆港，清理工程也於同年10月展開[31]。之後，福隆港就被開發成了英殖民政府官員的避暑山站，馬來西亞獨立後也成爲了著名的旅遊勝地。

另一種說法是：花沙曾在福隆港開設賭場和鴉片場，以供客工娛樂和增加他的收入[32]。其中較爲詳細的版本如1981年《異域風情》旅遊指南所載：說是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新加坡主教弗格森-大衛來福隆港尋找同鄉花沙，想要告知他當前世界局勢。在當地警方的幫助下，主教沒有找到花沙，卻在那裏發現了名爲「一號賭場」（Gambling Farm Number One）的小棚屋，還有另一個名爲「天堂之鑰」（Keys of Paradise）的鴉片交易窝点。不過花沙本人已消失無蹤，從此再也沒有出現過[33]。

實際上，福隆港早期確實是有賭場，且賭場還有經營許可。根據麥斯威的回憶錄，在1901年或1902年，巴德利、朱嘉炳和諾伊斯一行人前去福隆港參觀。當時他們乘坐馬車來到岬，然後沿着一條長約5英里的小路來到桑德森的洋房。根據朱嘉炳所述，當時他僅記得的建築包括，非常精緻的桑德森洋房、一個倉庫、一家咖啡店，和一座賭場，當時華人礦工的屋子是在山谷下方。麥斯威認為有賭場開設說明當地人口相當多。這座賭場是有政府經營許可的，只不過後來被「沒有幽默感」的高官下令拆除。賭場的遺蹟留存了一段時間，最終在礦場被拋棄時，有人出於對歷史的尊重，把賭場的招牌保存在了一個安全的地方。直到政府決定在福隆港建設避暑山站時，這個賭場招牌又被擺放出來。麥斯威第一次去到「彭亨洋房」時，還看過這個招牌被掛在壁爐架上，上面寫著：「Licensed Spirit Gambling Pawnbroking Farm, No. 14」（第14號獲許可的售酒、賭博、典當場）[34]。不過，麥斯威的回憶錄沒有提過這座賭場是誰開設的，也沒有提過任何有關鴉片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