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泥湾

1941年春天，王震旅长兼政委率三五九旅开发南泥湾时，特建窑烧酿酒作坊，生产出的产品供战时之需，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同时，在延安中共中央领导人用南泥湾窑烧生产的好酒招待到访的延安各界友人，包括埃德加·斯诺、张治中将军等人。1945年8月，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赴重庆和谈前，中共中央特意选用了南泥湾窑烧酒在延安为毛主席送行。[6]

1941年秋，边区大生产运动继续深入发展，耕地逐步增多，军民的温饱问题有所缓解。边区各级政府和机关、部队、学校，在制定的农业生产计划中，都提出了烟叶生产任务，有的还把种烟作为重要的农副业生产。10月，边区政府取消仅实行了半年的烟叶产销税，嗣后偶尔征税，其税率也多在2%以下。1942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办公厅召开会议，决定奖励公余个人生产，收购个人剩余产品，进一步激发了干部、战士种烟的积极性。屯田南泥湾的三五九旅战士，因津贴不能按时发放，无钱买旱烟，意见甚大，反映到上级考察团那里。以后旅部号召战士利用业余时间种烟，全旅共收获烟叶5580公斤，除满足自用外，还有长余烟叶出售。[7]

1942年，三五九旅安排各团将烟叶生产计划列入农业生产计划中，全年共收获烟叶5580公斤。1943年，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种烟400亩，亩产125公斤，共收获5万公斤。[8]1944年，南泥湾农场试种美国烟草成功，“每株茎高6尺”，每亩“可收125—150公斤”，“比中国烟每亩多收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且吃味良好”。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种烟30多公顷，占工业原料种植面积的50%。中共中央党校南泥湾农场韦荫秀种烟收获1.2万公斤，折合细粮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20石，超过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各农场每人平均完贼细粮任务的近一倍，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7]

三十年代，中国工农红军在南泥湾种卖鸦片，此事中共高官谢觉哉的日记里有記載。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他逝世二十年后中苏交恶时期出版的《延安日记》里对它有相当的揭露。

1990年，台灣中共史專家陈永发〈红太阳下的罂粟花〉一文發表后，舆论出现中共大生产运动中种植的作物包括粮食[9]及特货（即鸦片）[10][11]的怀疑。种植罂粟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中国鸦片被广泛当做硬通货使用[12]，陕甘宁边区物产贫瘠，种植鸦片出口用于平衡外贸。

根据大陆学者张耀杰的研究，毛泽东亲笔题词的张思德，并非死于烧木炭，而是在制鸦片的过程中意外身亡，虽未证实，并引起反驳[13]，也印证存在南泥湾地区鸦片种植的争议。

1941年新四軍事件爆發後，中共遭遇前所未有的經濟閑難；國民黨不僅不繼續提供經費，還對陝甘寧邊區進行全面封鎖，加上敵後根據地和蘇聯盟友在各自敵人的攻擊下都自顧不暇，中共只好擴大對農業部門的糧食徵收，負擔之重曾導致延安外來移民大量逃離邊區，以及農民對毛澤東作出詛咒，毛澤東因此更加重視軍隊、學校和機關單位的生產，也愈發提高他們自籌經費的比例。

在极高的財政壓力下，軍隊求助於鴉片販賣和種植，朱德和任弼時可能是最早鼓勵種植與走私鴉片的邊區領導人，在此情形下，毛澤東不得不親自介入，支持種植和販賣鴉片的決策。[14]

据当年刘志丹的部下說，他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受训，按边学习、边生产的原则，受训期间前往南泥湾，与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一同开荒种地。粮食确实种了一些，但好一点的地都被用来种了鸦片 。而且，王震的三五九旅还专门雇来工匠，把收获的鸦片加工成烟土，然后交由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集中保管，随时运往山西、河北等地，无论是国民党军守备区，还是日伪占领区，谁给钱就卖给谁。事实上，因为日伪占领区很难进入，所以绝大部份边区烟土都被卖到国民党守备区，部份卖到民间，部份直接到卖给国民党军队。[15]

南泥湾地区的鸦片种植区域：

• 1942年特务团、九团、四支队来南泥湾“皆曾种地，但中心在种特货”[4]。在1942年各单位中底面积调查表中，八团种植1000亩，收烟300两，特务团收烟100两，警卫团收烟800两，炮兵团种植六百亩只出八十亩，收烟几十两。[16]“第一，贪多；第二缺乏经验，未好好的采访老百姓的意见，如炮兵团下种时，老百姓说太早，种了不出来，我们不听，结果六百亩只出了八十亩。其他是施肥割烟皆不熟悉……”。[16]
• 时任三五九旅九团九连连长，后长期担任南泥湾生产大队长的刘宝斋所述，所在部队在南泥湾孟酒沟种大烟，用多余的粮食酿酒，烟酒贩到国统区卖钱，“为这事常同机关的打架。连队要挣钱，机关要收税。一次往河东贩卖烟土，货上了船，船帮上一圈端刺刀的战士，看谁敢挡……”。[17][18]
• 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从陇东佯攻，主力从宜川北上延安，走多年未走小路奇袭。南泥湾的金盆湾是其中路线之一，国军参谋人员化妆为鸦片走私商人进入边区，“沿路贩卖西药和布料，归途带鸦片回来”，确认了路线通畅[19]

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边区人民还白手起家大办工业。先后创办了纺织厂、兵工厂、石油厂、化学厂、造纸厂、火柴厂、肥皂厂等许多小型工厂。抗战之前，全边区仅有一个公营修械所，有职工40多人，加上被服、印刷等厂，职工总效还不到300人。而到了1944年，公营工厂达到了130多家，边区职工总数上升到1.2万多人。生产的产品不但部分或全部地满足了边区军民和工作人员生产生活方面的需要，而且还远销外地，换回布匹，药品等必要的物资。[5]

八路军三五九旅于1940年在绥德正式开办大光纺织厂，将稍微装修后的龙王庙作为厂房[20]，不久后又将纺织厂转移到了南泥湾附近。纺织厂初有大小木机、铁机66架，职工250人。到1942年春，纺织厂已有很大的发展，平均每月出宽面布千匹左右，毛巾约500打，毛毯约1500条。1942年冬，同志们穿的棉衣面，就是用自己织的毛呢布做的，“穿起来不但很暖和，而且很好看”。战士们兴奋地说：“将来打起仗来，只要穿上这衣服满身都是劲，到火线上打几个冲锋，就可以使敌人崩溃。”大光纺织厂的年产量从1940年的237尺到1943年时，达到了9177尺。[5]

大生产运动时期，三五九旅采用刀耕火种的原始烧荒方式，焚毁森林，烧木肥土，使南泥湾森林消失殆尽[17]

官兵们利用九龙泉和汾川河的水源条件修筑水渠，利用自流引水和水车提水，发展水稻种植及其他农作物生产，使灌溉面积从1200多亩发展到26000多。南泥湾渠全长2860米，1941年5月开工，1941年6月竣工，服务于农业生产，显著提高了粮食产量，还为畜牧业、养殖业、加工业等，提供了水利支撑。目前，南泥湾渠仍在发挥灌溉作用。2023年1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评为“人民治水·百年功绩”治水工程项目名单之一。[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