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高史地研究會

1926年，柳詒徵、竺可楨、繆鳳林、陳訓慈、張其昀、鄭鶴聲、劉掞藜、范希曾、向達、黃靜淵、胡煥庸、陸鴻圖等人在南京發起成立中國史地學會，同年創刊《史學與地學》雜誌。

1929年1月，組織成立南京中國史學會，3月創刊《史學雜誌》。南高學人陳訓慈、張其昀、繆鳳林等人先後推動在杭州成立了浙江中華史地學會、在上海成立了吳越史地研究會。1933年，竺可楨、張其昀和翁文灝等人發起在南京成立了中國地理學會。[1]

1943年3月24日，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國立中央圖書館举行，顾颉刚、傅斯年、方豪、雷海宗、缪凤林、陈训慈、张其昀、郑鹤声、卫聚贤、吴其昌等120余人到会，顾颉刚担任大会主席，并致开幕词，大会通过了《中国史学会会章》，选举了理事和监事，其中理事21人。1943年3月26日，中国史学会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召开，顾颉刚、傅斯年、朱希祖、缪凤林和陈训慈等9人被选为常务理事。[1]

史地學派與以往的史學不同，首先區分客觀發生的歷史和對歷史的敘述的差別，即認為歷史不等於史書。繆鳳林就有“乃組織成書之歷史，而非歷史之本體；乃歷史之歷史，而非歷史之真象也。然則歷史之真象究為何乎？曰演進與活動而已。”的判斷。劉掞藜也說：“史也者，所記人或人類活動——思想言辭行事——之跡也。”[2]

對歷史系的功用的認識，既有與傳統史學功能相似之處，也迥異於傳統史家。繆鳳林認為，研究歷史的意義在於以古借鏡，乘訓鑑戒。陳訓慈指出歷史應是最普遍的學識，與社會息息相關，通過歷史影響人們的生活。從上述兩人的觀點就可以看出史地學派對於歷史教育作用的重視。徐則陵說：“史也者，研究個己求生適應之過程。”陳訓慈和張其昀對徐的說法做了進一步的解釋，認為歷史研究和民族主義、民族文化有相當的關聯。[2]

歷任總幹事：諸葛麒、陳訓慈、胡煥庸、向達。

指導員：柳詒徵、竺可楨、梁啟超、徐則陵、白眉初、王毓湘、陳衡哲、顧泰來、朱進之、蕭純錦、曾膺聯、杜景輝等。

南高史地研究會，除指導員多學界翹楚外，其成員及弟子對中國歷史學、地理學等方面的發展貢獻極巨，湧現出了多位中國現代歷史、地理諸多學術領域的奠基者、開拓者，如張其昀、胡煥庸、鄭鶴聲、王庸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