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屿港
双屿港(葡萄牙語:[1][2][3]),又名雙峙港[4],為位處浙江舟山市六横岛與佛渡島之間的港灣,即石柱頭村一帶、六橫島西岸漲起港附近,[1][3]由港內上雙峙、下雙峙兩島嶼得名[4]。其在明朝嘉靖二年(1523年)寧波之亂引致官方禁制對外貿易活動(海禁)後興起,於嘉靖三年至二十七年(1524~1548)間,曾一度成為明朝當時最大最繁華的海上國際自由貿易市場,並建有市政設施,自行組織武裝以保互市,[4]也是明朝武裝商人集团汪直等人的根据地[5]。該地因受到海商保護免於海盜侵擾,吸引了來自中國、日本、葡萄牙、暹羅、婆羅洲與琉球等地的商人到此貿易,有自歐、亞、非洲等的十餘個國家及閩浙等商人參與交易,多時「舶客擁萬眾」[4],為十六世纪远东与西方的重要贸易轉口港[6],日本學者藤田丰八稱之為「十六世紀的上海」[7],史觀亦視之為十六世紀亞洲最大的國際自由貿易港。[1][8]當時由汪直與其他中國商人、葡萄牙人、日本人等一起共同努力,正式搆建了「東南亞—雙嶼—日本」的貿易網絡,當時據信該地也是葡人在東方所有居留地中,人口最多、最富有的一個[9]。由於貿易性質觸犯海禁,雙嶼港被浙江巡撫朱紈率領的明朝軍隊剿平。[10]
地理位置
該地位於浙江之外海,懸居海洋之中,當時距離舟山城東南百里[11],扼南北航線和中日航線之要衝, 乃海洋天險[12]。港南北向,南北長約7.6公里,東西寬約1.4~2公里,港域面積約13平方公里。[4]明初,雙嶼被列為「國家驅遣棄地」,島民全部內遷,無人居住,遂成為各路船隻泊聚的理想場所。[8]
活動與貿易發展
屯門海戰後,葡人被逐出廣東,遂轉向閩浙沿海尋求貿易機會。其時面對海禁,沿海民間也繼續進行私人海上貿易活動,活躍於雙嶼一帶的徽商許棟、閩商李光頭便是海上貿易的首腦人物。在中國海商的配合下,大批葡人便來到中外走私商人聚居的寧波附近的雙嶼港,以其為基地從事走私貿易,在閩浙沿海亦商亦盜。[2]
有關的海上貿易活動觸犯明王朝的海禁政策,汪直卻與沿海的很多地方官員進行一系列互惠互利的合作,獲取官員默許以打造中外商所期望的互市局面。 [10]朝廷則一度忌諱鄧獠、許棟和葡商在這一帶越來越大影響的海上活動,於1543年派出海道副使張一厚統兵剿捕,反被打敗。之後許棟、李光頭為首的大批武裝海商,以及葡萄牙商人,集中停泊該港灣,並進行島上建設,作為長期進行自由貿易的基地。[1]1545年許棟、汪直率領大批海商到日本貿易,再帶返日本博多津等地的日商助才門等人到雙嶼港貿易。這樣,雙嶼港的自由貿易便完全替代勘合貿易(朝貢貿易),一時成為東南沿海人們和葡、日、南洋等國外商貿易之中心,還遠至馬來半島彭亨國招引僑民和外商等合組船隊,在雙嶼港一帶相互交易。[1]
1543年葡萄牙人到達日本九州,爾後便開展了對日直接貿易:雙嶼也成為整個由馬六甲到日本之間貿易路線中,理想的臨時停駐和補給點,從而形成以日本、閩浙、馬六甲為支點的一個三角貿易區。在這段貿易關係網絡中,葡萄牙人先從馬六甲等地販賣胡椒、香料等東南亞商品,再到雙嶼(或者月港)與當地商人交換絲綢、棉布,然後運往日本銷售,換回白銀,再返回到中國買入絲或布,賣到馬六甲。[13]一系列的走私貿易活動不僅改善了沿海一部分中國百姓的生活,也帶來了大量的白銀。[10]而港區主要有三種用作交易的貨幣,葡萄牙貨幣(硬幣),中國銀兩與日本銀錠。
港區概覽
葡人建設港區设有市政厅、教堂、医院[7]及1000幢民居,人口3000[3],其中葡萄牙人1200名,其餘為來自別國的基督教徒[9]。 “佛郎機之来,皆以其地胡椒,苏木,象牙,苏油,沉、东、檀、乳诸香,与边民交易,其价甚平,其日用饮食之资于吾民者,如米、面、猪、鸡之数,其价皆倍于常,故边民乐与为市。”[14]。耶穌會士費爾南記述,當時港區有設立市長、承審員、議員、司法官與其他十八種顧問或裁判員負責治理。[1]
消亡
雙嶼港的走私貿易完全替代了以前官方的「勘合貿易」,與明朝的海禁政策相悖,隨著當地活動規模日益擴大,震動朝廷,「瀕海千里告急,朝野皆驚」,於是嘉靖帝決定用武力剿滅[4]:嘉靖二十六年(1547)七月調右副都御史朱紈為浙江巡撫,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浙江巡抚朱纨派都指挥卢镗率兵进攻双屿港之前,26年間舟山海域基本無寇亂,但雙嶼是被抗倭派稱做「根抵窟穴」,「倭寇」其實基本上都是中國武裝走私商人。雙方對峙時在九山洋發生激戰,結果許棟被擒殺,朱紈下令以木石築填通往雙嶼港的南北各水口,[13]城市被大火烧光。数百葡萄牙人被杀,侥幸活命的乘船逃走[16],中外私商苦心經營多年的雙嶼遂成廢墟。當時雙嶼港陷落的消息,與「中國眾港口是全面對葡人嚴陣以待」的警號,一併傳至葡屬印度,之後葡萄牙人往南撤往福建和广东澳门,繼續經商。[1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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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希元:《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五,《与翁见愚别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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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er, C. R. (1953).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1550–1575). Hakluyt Society. ISBN 978-1-4094-14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