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仁台沟口遗址

遗址地处发育不完善的山前台地，地层相对完整，层位清晰。但也有受到洪积影响的情况。堆积基本可分为四层，最浅的第一层为厚约0,2米的草层，第二层为约1米的黄土层，遗物遗迹较少。第三层和第四层有丰富遗迹遗物的灰黄色土层，这两层为文化层[1]。

吉仁台沟口遗址的居址区位于北高南低的三级台地上。三次考古发掘共清理出房址、窑址、火塘、灰坑、冶炼遗迹等遗迹。其中房址大多集中在台地东部背风处，中、西部则零星分布。房址基本都包含居住面、灼烧面、火塘、卵石坑、灰坑等。房址遗迹中发现大量煤堆、煤渣、煤灰。房址可分为大小两种。大型房址面积从100平方米到400平方米不等，一共6座。大型房址大致呈现长方形，营建方式为依台地坡度而挖出得簸箕状半地穴房基，结构为木梁架式结构。石头砌成的门道一般位于房址的南侧，长方形的石砌火塘一般在房址中部，两者构成房址中轴线，布局对称。小型房址的面积一般从20平方米到60平方米，一共31座。小型房址分为圆形和长方形两种，建筑形制则有半地穴式和地面砌建式两种。门道方向并不统一，房址中部一般会存在一个圆形的石灶[2]。

吉仁台沟口遗址共发现80座墓葬，墓葬整体大片分布、小片集中的分布态势。其中9座属于青铜时代晚期的墓葬在河谷北岸三级台地上分布零散且规模较小，这些墓葬有半地面石棺墓与竖穴土坑墓两种。葬式均为侧身屈肢葬。随葬品较少，一般是素面平底陶罐及少量铜器[2]。 铁器时代早期墓葬较多，也位于河谷北岸三级台地上，分布较为集中且排列有序。有石围或石堆组成的封堆，封堆之下是竖穴偏室墓的墓室，偏室位于墓道北侧，墓道内留有生土二层台。葬式为单人仰身直肢一次葬。随葬品多为陶器、铁制品以及羊后肢骨，一般位于墓室西侧。秦汉时期的墓葬位于河谷北岸二级台地上，一般有较大且规整的封堆。墓室四周有生土二层台，二层以上先棚木后覆石。秦汉时期的墓葬的葬式多为单人直肢葬，但也出现了合葬的情况。陪葬品多为铜器、陶器、铁器等。隋唐时期的墓葬无明显封堆，一般为竖穴偏室墓。墓道内有殉马，人则葬于偏室内。陪葬品有铁器、铜器、骨器等。宋元时期的墓葬也没有明显封堆，多为单人直肢葬并没有随葬品[8]。

吉仁台沟口遗址共发掘一般由窑室和火道组成的6座窑址。窑址呈南北走向，呈近圆形的窑室相对而建，距离为大概2米，平面呈圆角长方形斜坡状的火道一条朝北，另一条朝南。窑室内部堆积有厚40多厘米的由细枝或草本植物烧制而成木炭堆积层。仅在一座窑址处发现1块陶口沿片[2]。另外，有一高台遗存在居址区南侧1千米处。地处喀什河沟口要冲，大致呈边长为140米的方形，中部高边缘矮，最高处大概7米，外周有10米的坍塌堆积。高台遗存受到水渠、房屋、道路修建的破坏。 高台本体为石砌，所使用石块朝外一面及接缝处均经过打磨，墙体齐直规整，缝隙紧密。高台内部有石构墙体和夹杂煤块的灰层[2]。吉仁台沟口的坚硬、平整的赭色或黑褐色岩面上有经过敲凿或通体研磨的十余处岩画，内容以1只或多只动物为主[8]。

2019年发掘的大墓坐落在高台东北部，共清理出17条石条带，以及墓室、土石围墙，出土97件陶器、铜器、石器等物品。大墓由两部分构成，分别是地上封堆和地下墓葬。为半地穴式方形墓葬，略呈甲字形，墓道位于西侧。大墓年代约在公元前1683年到1497年，出土文物与吉仁台沟遗址时期一致。石条带和墓葬结构与乌吐兰墓地相思。吉仁台沟遗址与同时期的乌吐兰目的、汤巴勒萨伊墓地等墓地有着相同的文化特征。加砂褐陶和灰陶为主要陶器，束颈、折肩、斜腹且多素面的陶罐较为常见。饼形石器、研磨器、石磨盘等石器较为常见。葬式以侧身屈肢为主，头部向西脚向东。土葬和火葬共存，与同时期安德罗诺沃文化有较大差异[5]。

从吉仁台沟口遗址共出土1千多件（组）文物。遗物主要在房址地面或上部堆积之中，以陶器和石器为主，也出土有少量铜器、骨器、铁器等。陶器均为手工制作，器形则包括筒形罐、鼓腹罐、折肩罐等。陶器多为平底器，也存在小平底器、圈足或圜底器。石器则包括磨盘、饼形石器、石球、石锄、石杵等，一些石器上有残留的红色颜料。铜器包括铜刀、铜锥、铜针、铜耳环等，也包括与冶铜相关陶、石范。另外，超过2千粒炭化黍也被发掘[2]。吉仁台沟口遗址也出土了数量较大的动物残碎骨骼，以羊、牛、马为主[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