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金鼎

在1928年初次发现龙山文化城子崖遗址后（亦有资料称系1927年[2]），吴金鼎6次调查平陵[2]；1930-1931年秋参加城子崖两次发掘；1931和1932年春参加殷墟第四和第六次发掘。之後，他又在山东各地调查考古遗迹，他的足跡几乎走遍山東全省，是當時知道全省考古遺址最多的人[4]。著有《山東人體質之研究》一书[4]，并于1931年得到出版[5]。

1928年3月24日，吴金鼎第一次到龙山镇的平陵调查汉代的平陵古城。在同年4月4日的第二次调查中，他通过现场环境与发现的二枚骨锥，认为此处为新石器时代的村落遗址；1929年，他又四度前往平陵调查试掘，收获了大量的骨、石、贝器，黑陶片最多，他推测油光黑陶是龙山文化的典型特征[6]。通过这六次的调查，他写成了《平陵访古迹》一书。

1930年1月吴金鼎进入史语所从李济改学考古学[7]，成为史语所助理研究员。年初受史语所之命前往山东临淄调查，也发现与龙山相似的黑陶遗存[8]。1930年11月5日，中研院史语所与山东省政府组成山东古迹研究会，7日便开始了对城子崖的第一次正式发掘。12月7日发掘结束，出土文物运回济南，吴金鼎负责保管整理。吴金鼎用一个多月时间完成《龙山城子崖实物整理报告书》，报告了“整理工作之经过”、“整理期间所得之印象”、“研究问题之提出”三项田野资料整理内容。返回北京后，李济、吴金鼎等着手撰写发掘报告，1931年8月完成发掘报告初稿[9]。

中原大戰结束后，1931年3月，史语所重返安阳，开始了第四次发掘。吴金鼎和李光宇负责小屯村西的四盘磨遗址的发掘工作。四盘磨遗迹现象简单，结束发掘后，他便带工人去帮助梁思永发掘后冈遗址[4]。在后冈，梁思永发现了著名的白陶、黑陶、彩陶的三叠层现象，表明城子崖遗址的黑陶文化分布十分广泛，城子崖遗址是探寻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遗址。因此史语所决定暂缓编印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重返城子崖遗址进行更大面积的发掘[9]。

1931年10月9-31日，梁思永带队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吴也参与其中。1932年3月报告编写完成[9]，1934年出版发掘报告《城子崖——山东历城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吴是主要的发掘人员，也是发掘报告的主要起草者。李济在《城子崖》报告的序中写到[10]：“初稿大部分是吴金鼎预备出来的，他是城子崖的发现者，田野工作他费力很多，屋内工作及报告草稿也费时最久。他的初稿交到梁思永先生手中的时候，要比现在多一倍以上，可见他用力之勤了。”但报告的整理者是梁思永，吴虽然是城子崖的发现者和主要发掘者，但是并没有在发掘中留下十分鲜明的个人印记[11]。

1932年春，吴金鼎又参加了李济主持的殷墟第六次发掘，发掘的高井台子遗址再度证实了后冈三叠层的现象，后在《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上发表了《摘记小屯迤西之三处小发掘》一文。

1933年，吴以庚款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师从叶慈（Yetts）。同年冬天，吴同弗林德斯·皮特里在巴勒斯坦做发掘工作，收到皮特里的好评[7]。在英国留学期间，吴还在莫蒂默·惠勒手下发掘过梅登堡。1937年吴撰写博士论文《中国史前的陶器》（Prehistoric Pottery in China）获得博士学位并回国，这篇论文在1940年出版。

回国后他先在中央博物馆筹备处，后回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1938年11月至1940年6月，吴金鼎与曾昭燏、王介忱一同到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共发现遗址32处，并主持发掘了马龙遗址、佛顶（甲、乙）二遗址、龙泉遗址、白云甲遗址5处，三者合编的《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甲编》于1942年出版。这是中国考古学家在云南首次运用科学方法开展的“锄头考古”活动，奠定了中国西南地区现代考古学的基础。[12][13][14]

1941年春至1942年冬，在四川彭山主持汉代崖墓的发掘。1943年主持成都王建墓的发掘。[14]

1944年，吴金鼎放弃田野考古，选择投笔从戎、加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四川新津美国空军第二招待所主任职务，为在华对日作战的盟军做翻译和后勤工作[1]。

抗战胜利后，吴金鼎应齐鲁大学之邀回到母校参与学校复建事宜。1948年9月18日，吴金鼎在济南病逝，年仅47岁[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