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

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

1月19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协同作战[1]^:88。同日，红军分三路向土城方向前进，1月24日，右纵队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占领土城，先头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占领赤水东南的旺隆场、复兴场；左纵队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进占土城东南的回龙场、临江场、周家场等地；中纵队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攻占三元场、习水。

红军大举入川危及刘湘地位，为自身安危计，刘湘派出精锐模范师南下，由郭勋祺旅、潘佐旅向土城进攻。1月25日，红军军委纵队抵达东皇殿，与郭勋祺旅（抵达温水）只有一日路程。1月27日，军委抵达土城，经过情报发现川军的这两个旅只有四个团，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趁薛岳部仍在乌江南岸，可以集中兵力消灭川军的两个旅。1月27日，军委决定以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各一部阻击赤水、习水南进的川军，集中红三、红五军团、干部团，由彭德怀统一指挥，围歼川军两个旅。同时调红一军团北进赤水，为下一步北渡长江奠定基础。1月28日，红三、红五军团对枫村坝、青杠坡的川军郭勋祺部队发起进攻。

但战斗打响后，红军发现郭勋祺部战斗力很强，川军迅速占领制高点。几次拉锯战中，红军始终无法占领川军阵地。而潘佐旅迅速赶到，与郭勋祺旅合兵，并反突破红五军团部分阵地，逼近土城镇，一度攻入中革军委指挥所山下。红军方才发觉情报有误，川军实际有六个团一万余人，并且战斗力很强。为争取胜利，朱德总司令抵达红五军团指挥所指挥反击。毛泽东则下令投入干部团（团长陈赓），并成功击退川军。激战一日，双方损失惨重[1]^:89。此战红军伤亡高达4000多人[3]，夺取赤水县和渡江的计划均未能实现[4]。红一军团回头打退了川军才稳住了阵脚。红一军团作为开路先锋为夺取赤水城，以及后来的回援土城，在赤水河往返渡河四次。然而川军模范师第3旅、教导师第2旅陆续增援到位，毛泽东认为再坚持下去会成为僵持战，于是决定立即撤退战斗，西渡赤水。

1月29日，红军兵分三路，从猿猴场、土城上下渡口等地向西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地区[5]^:55。中革军委没有放弃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打算经古蔺南部寻机从宜宾以上的金沙江渡江北上。红军后卫部队在赔偿征用的百姓船只后，烧毁浮桥，迫使川军暂时无法渡江追击。红军在进入四川古蔺县境内后，发现北渡长江的方案很难实现。刘湘为阻中央红军入川，令潘义华部设置两道防线，并派其他部队围聚川南。2月2日，蒋介石则重新部署方案，整合中央军、滇军、黔军组成第二路军向川南地区推进。2月3日，中革军委更改进军方案，转为急行军向云南扎西前进。同日红一军团率先进入滇境。

2月5日，红军进抵贵州毕节林口镇鸡鸣三省村，在这里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6]^:135。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7][8]^:433，在常委分工中负总的责任[9]。2月8日，中央红军各部陆续抵达云南扎西地区，召开扎西会议，确定做出机动作战方案。2月10日，中革军委整编部队为十六个团[1]^:93。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以红五师（政委徐策）、干部团上干队（政委余鸿泽）等组成中共川南特委，并抽调成立川南游击纵队。此时，蒋介石得知中央红军在云南扎西集结情况后，命令吴奇伟、周浑元、孙渡等部队协同川军试图聚歼中央红军[1]^:91。

1967年的娄山关

如今的娄山关

时值寒冬，云南扎西并不适合大军长期驻扎。2月10日，毛泽东建议利用黔北防务空虚、黔军王家烈部已遭重创，建议向東二渡赤水、重占遵义[1]^:94。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迅速跳出包围圈、迅速摆脱川军、滇军和中央军的追击，并发出《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暂时放弃北渡长江计划，改在云贵川创立根据地。2月11日，中央军委各军团开始东进。红五军团、红九军团担任佯攻任务，改入镇雄县对滇军鲁道源部发动攻击，迫使滇军孙渡亲率龚顺璧旅增援。2月18日，中央红军主力红一军团前卫第二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抵达太平渡渡口，由于黔军对红军回攻毫无准备，红二师顺利控制两岸；红三军团的红十二团（团长姚喆、政委钟赤兵）、十三团（团长彭雪枫、政委李干辉）抵达二郎滩渡口，迅速渡河并控制两岸。2月20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赤水河进入黔北，红三军团为右纵队、红一军团为左纵队，向桐梓方向急行军[10]。2月24日，红一军团红一团（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攻占桐梓县城[11]。

红军回师黔北打乱了国军的部署。川军潘文华部三个旅转向东追击，贵州王家烈将遵义附近全部黔军转移娄山关，以阻击红军进入遵义。薛岳调中央军吴奇伟纵队第59、93师由贵阳向遵义进军。红军则调红五军团第37团（团长李屏仁、政委谢良）指挥迷惑川军到温水，促使后者延误四日战机。红军主力则全力向遵义进攻，并抵达遵义屏障娄山关。黔军派出第1旅旅长杜肇华率领全旅及第15团死守娄山关，等待中央军吴奇伟纵队[12]^:341-342。而红军则派出红三军团主攻，红一军团随后跟进，统一由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红五、九军团则在桐梓一线阻击南下川军[13]。

2月25日，红十三团在彭雪枫、李干辉指挥下，仰仗主峰点余山与黔军展开拉锯战，迫使黔军退守黑神庙一线[12]^:341-342。彭德怀调整部署，令红十二团正面作战，红十三团、十团从左右两侧迂回；红十一团远程奔袭板桥，切断黔军退路，另黔军防线动摇。红三军团主力趁势猛攻，黔军溃败[1]^:95。

娄山关战斗后，遵义城已无防线。此时，吴奇伟纵队的第59、93师已经渡过乌江，正向刀靶水推进。中央红军决定先一步进占遵义，并另红一、三军团全力实行迂回。26日、27日，红军分别攻破黔军外围防线，直抵遵义城。27日黄昏，红军攻入遵义新城。而在转攻遵义老城前准备时，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亲自观测部署，被流弹击中牺牲，叶剑英随即接任红三军团参谋长[1]^:96。当晚，红十二团、十三团担任主攻。红十三团1连连长邹方迪率先排人梯，并向城内投掷手榴弹，迫使黔军在混乱中开始交战。28日凌晨，红军彻底占领遵义老城[5]^:282，并控制城南老鸦山、红花岗等制高点[14]。

28日，吴奇伟在遵义南郊忠字铺遇到王家烈，确定以第59师553、558团和第93师一个团为主攻，吴奇伟亲率、经桃溪寺向老鸦山、红花岗进攻；黔军只剩第8团、第9团，作为助攻部队向北攻击，配合59师行动。第93师主力和59师555团作为预备队。于此同时红军部署，以红三军团固守老鸦山、红花岗，红一军团实施迂回直攻吴奇伟指挥部忠字铺，其余部分采用运动防御，将中央军引入遵义城聚歼。28日早晨，红三军团第11团（团长邓国清、政委张爱萍）成功抢占红花岗，吴奇伟部59师师长董万和率部进攻，但迟迟无法攻占。同日下午，国军59师转向红10团（团长张宗逊、政委黄克诚）据守的老鸦山，双方爆发拉锯战[15]，张宗逊负伤、参谋长钟伟剑阵亡[16]。下午3时，国军攻占老鸦山，虽然红11团参与反击，但因兵力不足无法成功[1]^:95。老鸦山失守威胁红军及遵义整体防线，中革军委将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调归红三军团，彭德怀以军委干部团为主攻，红11团、10团配合，成功夺回老鸦山阵地。与此同时，两侧出击的红12、13团也顺利进入国军部署纵深。与此同时，红一军团顺利进行迂回作战，迅速击溃水师坝的黔军防线，并直攻忠字铺的吴奇伟指挥部[12]^:361。

吴奇伟随后下达全线撤退命令，向乌江方向撤退；王家烈则率部撤往新场。红一军团第2师开始追击，并抢先占领懒板凳，主力则向乌江北岸前进，吴奇伟惧怕被俘，在过江后下令砍掉浮桥，促使尚未过江的中央军一千余人及大批辎重被红军全部俘获[1]^:96。第59师、93师被迫自救转入防御。此时中央红军发起总攻，93师大部、59师一部被灭，其余中央军溃散，小部撤退至乌江南岸[17]。此役为红军在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18]。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飞往重庆，向各部发出“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的电令，统一指挥黔军、川军、中央军围堵红军[19]。3月4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设前敌司令部并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的命令》：“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特令遵照。 ”毛泽东取得了自1932年宁都会议后首次公开直接指挥红军的权力，使其从“周恩来同志指挥上的帮助者”的位置，向名符其实的统帅位置过渡[20]。

吴奇伟纵队溃逃的同时，乌江北岸已由刚刚赶到的中央军周浑元纵队驻守。为在川黔建立根据地创造条件，毛泽东主张把下一战的目标定为在运动中消灭周浑元纵队肖致平、谢涛福两师，但几次机动诱敌不成。周浑元奉蒋介石的命令，以3个师在鲁班场构筑工事死守。于是军委决定主力部队至鸭溪、白腊坎一带休整[21]。3月10日，军委纵队进驻苟坝。前敌司令部和军委机关驻扎在苟坝村一个名叫新房子的庄子里。3月10日凌晨，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致电朱德，建议进攻王家烈残部所在的打鼓新场：

“（万急）朱主席 ：关于目前的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方法如下：

1.以三军团之两个团经安底、儿母洞向三重堰前进，以三日行程赶到，切断三重堰到西安寨地域之敌退黔西之路。

2.三军团另两个团及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协同消灭西安寨之敌。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经洪关坝，十三时到达泮水，断西安寨退新场之路；三军团之两个团经波罗海到西安寨，于14时到达西安寨（西安寨到泮水十五里）。十一日此一、三军团到达打鼓新场。

3.一军团主力四个团经永安寺、无马口、岩孔于十一日到达打鼓新场附近攻击，干部团明日佯攻周敌。

4.五军团为总预备队，明日由原地出发向打鼓新场前进，限十一日到达。

5.九军团任务仍旧。

林、聂

十日一时”

朱德赞同林彪这个作战意见。但毛泽东以现有的情报：黔军、滇军已向打鼓新场集结、蒋介石认为打鼓新场是“共军西窜必经之地”[22]而反对红军强攻打鼓新场。3月10日白天，张闻天在苟坝新房子主持召开了近20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这一问题。出席会议的人绝大多同意进攻打鼓新场。只有毛泽东一人反对。毛泽东认为打打鼓新场的黔军王家烈部，正中蒋介石消耗掉王家烈实力、吞并贵州的打算，根本调动不了蒋介石的主力。毛泽东在会上说：你们要我当前敌总指挥，又不听我的！既然如此，我就不干了！提出辞职[23]。王稼祥说 ：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毛泽东随即退出会议。经过表决，会议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并作出撤销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由彭德怀暂代。

会后，毛泽东担心此战将会使红军覆灭在打鼓新场，连夜找到周恩来，说服周恩来暂时晚一点，并力陈进攻打鼓新场的利害关系。周恩来此时又收到情报：“黔军犹旅由西安寨退泮水，向新场前进，滇军鲁旅由黔西也向新场前进，滇军安旅、龚旅跟进……”“红军如进攻新场，周敌与川敌有向红军侧背夹击之势……”红军如果进攻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中央军的周浑元和吴奇伟纵队，还有滇军孙渡纵队和川军郭勋祺纵队，以及固守打鼓新场的黔军王家烈纵队。红军将面临五个纵队的夹击。

3月11日早，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接受了毛泽东与周恩来撤销攻打打鼓新场的建议，并恢复了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会后，中央军委发出《关于不进攻新场的指令》，部队集中于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域，以便寻求新的机动[24]。此次连续两天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讨论作战部署并做出180度大反转的决定，使得毛泽东向张闻天、周恩来提出：战场情况瞬息万变，“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不能处处“搞少数服从多数”的党内民主军事决策，指挥作战，权力必须高度集中。3月12日，张闻天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苟坝会议，作出决定成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总负责军事，名单排列以毛泽东为首，表明毛泽东不再是遵义会议确定的“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而是成为了红军最高首长。虽然朱德是红军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但朱德受新“三人团”领导[25]。

195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讲“工作方法”的“多谋善断”时，还以四渡赤水时的这几次政治局会议做出决策的过程为例：“比如苟坝会议，我先还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个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就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26]

3月14日，三人团命令红军各军团向鲁班场靠近。15日，中央红军各部向鲁班场发动进攻[27]。周浑元纵队遭到攻击后，迅速转为收缩防守，双方展开白刃战。当晚，吴奇伟纵队抵达枫香坝驰援，川军郭勋祺部也抵达两河口，形成对红军的夹击局势[28]。当晚，中革军委下达命令撤出战斗，转向茅台等地转移。经过一天激战，红军付出了亡480多人，伤1000余人，最终以失败告终[29][30]。由于国军在黔北的部署调配，川南地区再次空虚。3月16日，红军由茅台及其附近地区用浮桥三渡赤水，并任命干部团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担任全军渡河司令员及政委[31]。红军在渡河后继续向古蔺前进，发现赤水河以西情况比二渡前更为恶化，川军和滇军用近一个月的时间，建立了坚固的防御封锁线。红军只剩一门山炮，无法攻打成功。

红军渡河行动很快被国军侦察飞机发现，蒋介石对红军三渡赤水大感意外，并认定红军仍然在寻机北渡长江。并令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部北上古蔺；滇军孙渡在毕节、黔军王家烈在金沙以北截击，川军潘文华在叙永防堵。3月19日，红军在镇龙山与川军魏楷部接触，并发动攻击击溃川军，进入两河口地区，此举成功诱导了蒋介石坚信红军北渡长江的意图[32]。

1935年4月的《国闻周报》中记载3月下旬国军在贵州西北对红军围剿细节，并声明朱德可能已被杀；而当时红军主力已经抵贵州云南边界。

与此同时，毛泽东叮嘱总参谋长刘伯承令工兵连（连长王耀南）率人秘密维修二渡赤水的太平渡、二郎滩浮桥。3月20日，当蒋介石发布电令国军各部在川南聚剿红军的命令同时，中革军委下达四渡赤水的命令部署，回师东渡贵州[1]^:99。3月21日，红军以一个团伪装主力在铁厂、两河口地区牵制国军，其余部队计划由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史称“四渡赤水”[5]^:296。

红军在进入黔北后，向遵义怀仁之间急行军。蒋介石判断红军计划重攻遵义，计划再次围剿。3月24日，蒋介石自贵州战局紧张，亲自到贵阳指挥，陈诚、晏道刚随同前往。同日红军主力穿越遵义、怀仁大道，并继续隐蔽南下。与此同时，毛泽东、朱德命令红九军团伪装主力，进军习水等地，牵制中央军六个师误以为红军主力计划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汇合，在黔北不断转移。3月28日，红军主力进入乌江北部；3月29日，红一师第3团夺取乌江渡口，随后红军主力分别在3月30日至31日，南渡乌江[5]^:297，进入息烽西北的黄冈、牛场等地，将国军主力甩到乌江以北，并跳出国军包围圈[33]。负责掩护红军主力的红九军团部队由于渡口被阻断，被迫独立行动[1]^:100。

4月2日，红军佯攻贵阳正北的息烽，主力进至扎佐、狗场地区，直接威胁贵阳机场，直逼蒋介石行营贵阳，而当时贵阳附近守军只有郭思演部第九十九师的四个团。蒋介石为安全计飞离贵阳，并调令位于大定的滇军孙渡等部火速驰援贵阳，孙渡部队急行军（4天400多里）赶到贵阳固守机场[34][35]。滇军主力的完全东调为红军找到了突破国军防线的机会。4月8日，红军突然南进，从贵阳、龙里间跳出国军包围圈[36]。

之后几天，红军主力调转西南，以每天急行军120里（60公里），15日渡过北盘江，并相继攻克贞丰、龙安、兴仁、兴义等城。23日攻下贵州盘县，并于24日，红军分三路，一军团经曲靖，三军团经平彝，军委纵队经益肠营进入云南[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