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中山大学西迁

1938年10月19日、20日、21日，国立中山大学师生、员工分批从广州撤离[3]。当时广东有后方两地，一为粤西的罗定，一为粤北的曲江。由于日军已经进入湖南，而粤北曲江与湖南接壤，为了稳妥起见，中大选择迁往广东西部的罗定县[4][3]。至10月底，全部师生抵达罗定。

然而，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中大，称罗定“汇款不便，另觅桂、滇两省迁校”。于是，中大又择定广西龙州县为校址。但在准备启程时，又接教育部电知“日敌谋在北海登陆，接近龙州，应迅迁滇省”。[5]校长邹鲁向居住于云南昆明的原法学院院长邓孝慈发电报商讨迁校意见，最终决定将国立中山大学迁往云南中部的澄江县办学。[6]因此，国立中山大学部分师生于1938年12月1日离开罗定，溯西江而上。1939年1月7日，该部师生抵达广西梧州；19日，抵达龙州；2月6日，自龙州出镇南关，至越南河内[3]乘滇越铁路前往云南澄江。[5]此外，另有数批师生徒步经贵州贵阳转昆明，或经广西百色入云南[3]。自香港起程的师生，则乘海轮至越南海防登陆，再经河内到昆明，共15批，750人。[2]

1939年2月下旬，中大师生陆续到达云南澄江[3]。3月1日，国立中山大学在澄江恢复教学[3]。

1940年（民國29年）7月，滇南百物昂贵，加之日军控制法属印度支那，云南局势逐渐恶化；而此时，粤北山区局势较为稳定，广东省政府和众多机构也已经迁至于此，并且临近粤汉铁路贯穿其间，便于学生前来入学[7]。因此，国立中山大学于1940年9月决定迁至粤北乐昌县坪石镇。9月22日，师生员工从澄江启程，横跨滇、黔、桂、湘、粤五省，于10月16日抵达坪石镇，各学院分散在各村办学。

1945年（民國34年）1月16日，日军在湘粤赣战役中佔領湘南宜章县，坪石陷入被包围之势。事出仓促，中大师生紧急疏散，一部分师生由校长金曾澄率领，经仁化縣向东行赴龍川縣，择定东江之畔的梅县为校本部；另一部分由总务长何春帆率领，循连坪公路向西，抵连县三江镇，成立國立中山大学连县分教处。

1945年（民國34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國立中山大学师生开始陆续从粤北各地返回广州，1946年（民國35年）1月，國立中山大学正式在廣州舊址复校，各学院先后开课。

1938年10月，全部人员和物资抵达广东西部的罗定县后，国立中山大学开始复课。办学情况如下[4]：

自1938年10月抵达，至1938年底撤离，国立中山大学在罗定办学共计约2个月[4]。

1939年3月1日，国立中山大学在云南中部的澄江县正式复课。办学情况如下：

国立中山大学在澄江时期共设文、法、理、工、农、医、师范7个学院，并设有一个综合研究院。各学院极为分散，分设于澄江县的各个村寨，以寺庙、祠堂当教室。师生员工跋山涉水，往返穿梭于各村寨之间上课或做实验，最远者多达20余里。

澄江复课之初，国立中山大学各院系共有教职员245人、学生1736人[8]。在澄江期间，因校长邹鲁未到学校理事，许崇清就任代校长。

中大在澄江期间虽然条件艰苦，但是依然吸引了一批著名学者前来任教，例如音乐家马思聪、经济学家黄元彬、教育家崔载阳、文学家吴康、内科专家叶少芙、图书馆学家杜定友等。

坪石时期，国立中山大学学生规模大幅度恢复。截止至1942年底，中大共有学生4197人；自1940年底至1945年初，中大在坪石办学的4余年间累计培养学生近2万人。[9]

中大在坪石办学期间，为弥补师资短缺，校长许崇清聘请了哲学家李达、文俗学家钟敬文、经济学家王亚南等学者来校任教。此外，学术交流活动也正常开展，历史学家陈寅恪、杨东莼，美国地理学家葛德石等中外学者先后来中大讲学。[9]

国立中山大学在日军侵华及学校西迁中损失惨重。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制的《抗战以来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财产损失统计表》，国立中山大学财产损失数额居全国各公私立大学之首[15]。

日本侵华之前，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的规模为全国第二，约有图书37万册[15]。在西迁之前，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本部和文明路校区受到日军机多次轰炸，导致大量藏书被毁。1938年中大撤离广州后，石牌校本部又成为日军的司令部，导致近20万册未能转移的图书被日军侵占。1945年坪石沦陷后，中大在突围中又损失大量图书。因此，整个抗战期间，中大图书馆损失图书杂志共计超过26万册[15]。中大复员广州后，仅存图书4万5千册[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