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防文學

1935年底，周立波發表《關於「國防文學」》一文，「國防文學」口號開始出現。[1]1935年，因中國共產黨在江西剿共戰爭中失利，共產國際提出「統一戰線」以對抗日本，中共隨之提議建立「國防政府」，國共合作。[2]上海左翼文化界領袖周揚跟隨了黨的路線，於1936年初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3]主張中國作家聯合抗日，其主張在上海相當流行。[4]當時旅日的郭沫若也撰文支持國防文學。[5]

根據魯迅，國防文學是指「作家在國防旗幟下聯合」，是「廣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6]政治上，「國防文學」主張聯合蔣介石，國共合作抗日，[7]文學上，主張用「進步的現實主義」來寫作。[8]

在「國防文學」的主張下，1935年末左翼作家聯盟自行解散。周揚希望聯合左聯以外的作家，成立新的組織，組成更廣泛的戰線，結果在1936年成立了「中國文藝家協會」。[9]

周揚門戶之見或所謂「宗派主義」成見很深，不能容忍反對意見或遲疑的態度，認為此後文藝界只有兩派，不是國防文藝，就是漢奸文藝。[10]他提出國防文學要用「進步的現實主義」來寫作，也局限了創作自由。[11]

魯迅對「國防文學」並不強烈反對，卻不贊同周揚「宗派主義」的作風和局限了創作自由，1936年5月，和胡風另行推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得到茅盾等人的支持，形成「兩個口號」論爭，左翼作家陣營因而分裂。[12]

其實，魯迅和茅盾都認為兩個口號是可以並存的，[13]但因為牽涉到個人意氣[14]和創作自由問題，論爭並不止息。胡風和周揚早已對立，而馮雪峰跟周揚互鬥，亦源於私人恩怨。[15]

1936年，陳伯達發表《文學界兩個口號問題應該休戰》，基本上結朿了論爭。[9]事後中共認為國防文學的口號是適合的，但又批評了事件中周揚的處事作風。[16]

被視作「國防文學」傑作的，有夏衍的《賽金花》和《上海屋檐下》、陽翰笙的《李秀成之死》、田漢的《盧溝橋》。在文革期間，這批作品則被批評為「國民黨文學」和「反共賣國文學」。[17]

文革期間，「國防文學」口號被批評為「王明、劉少奇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產物」，[18]是漢奸文學。周揚則被指為國民黨的特務，和夏衍、田漢、陽翰笙都被清算，合稱「四條漢子」。[19]四人幫倒台後，「國防文學」和周揚都得到平反。[18]

• 陳炳良：《文學散論——香港．魯迅．現代》（香港：香江出版公司，1987），〈國防文學論戰〉，頁145-172。
• 丸山升著，王俊文等譯：《魯迅．革命．歷史——丸山升現代中國文學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 王宏志：《魯迅與左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