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国会大厦扬起红旗

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最后一场主要战役就是柏林戰役，苏联的战略规划中，此战役属于柏林战略攻势的一部分。1945年4月16日，柏林战役打响，苏军在維斯瓦河-奧得河攻勢中取得突破后，柏林已完全暴露在他们面前，此后，苏联红军势如破竹，日均行军30-40千米。最终，攻势在柏林市戰役的硝烟中达到最高峰，从4月20日到5月2日，苏联人和德国人让柏林这座城市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座大屠宰场。

德國國會大廈建于1894年，是德国国家立法机构的常设驻地，也是全德国最具标志性的建筑物，在当时，国会大厦的建筑结构堪称完美。国会大厦是德国历史中不能略过的一页，也被红军视作法西斯的象征。对纳粹党人来说，国会大厦却象征着民主制与代议制政府的软弱。1933年，纳粹党炮制的国会纵火案令大厦严重受损，到1945年时，这座建筑已经停用了12年，可以说，纳粹政权存世的12年里，国会大厦一直荒废。虽然希特勒上台后，德国立法机构开会的次数越来越少，但这个机构依然存在，本应由国会大厦承办的会议全部改在附近的克罗尔歌剧院举办。苏军在与德军的激烈交战过后，于1945年5月2日完全控制国会大厦。

在第三帝国的心脏，国会大厦就是国家的象征，在很多人看来，就是柏林最具象征性的目标。由于当年战况激烈，插旗时的具体情况比较模糊。斯大林在4月30日给红军下了命令，必须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拿下国会大厦[1]。起初，两架苏军飞机向已经支离破碎的国会大厦穹顶空投了数面红旗，似乎有一部分的确落在了目标上。另外，苏军司令部也收到了几封消息，称第380步枪团的M.M.Bondar和756团的V.N.Makov上尉这两人都能赶在4月30日天黑前在国会大厦升起红旗[2]。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接到上述报告后，发布声明，称自己的部队已经占领国会大厦，并且已经在上面升起了苏联国旗。战地记者们闻讯赶到后，根本没在现场看到哪怕一个苏军士兵冲入国会大厦，所有人都被德军火力压制在建筑外围。1945年4月30日22:40，经过大厦内外的激烈交火，时年23岁的红军士兵拉希姆然·科什卡尔巴耶夫爬上大厦，将红旗插到了日耳曼妮娅（德国民族的拟人化象征）的桂冠上。当时天已经黑了，没人拍下库什恰尔巴耶夫的壮举[3]。次日，德军将那面红旗拔掉[3]。最终在5月2日，红军完全控制国会大厦[4]。

1945年5月2日，叶甫根尼·阿纳耶维奇·哈尔岱走进国会大厦，所有納粹德國的人員已被肃清，他得以随意挑选拍摄场地。这位摄影师携带的国旗是由他的叔父用三块桌布缝成的[5]，面积相当之大，目的就是带到柏林，留下一张名垂千古的照片。苏联官方后来公布的说法是，一位格鲁吉亚士兵Meliton Kantaria和一位俄罗斯士兵米哈伊爾·葉戈羅夫是由上级挑选出的插旗手，插下日後所稱的胜利旗，后世也常以为照片中的人里一定有他们两个[1][6][7][8]。但也有学者表示，出于政治原因，插旗的军人的身份被改动过，真正插旗的那人名叫Aleksei Kovalev[9][10]。哈尔岱则说，他来到国会大厦时，仅仅是随机找到几名过路的军人，让他们摆拍了那张照片 [11][12]。当时在房顶上一共有四人，其中也包括摄影师本人，插旗的士兵姓Kovalev，时年18岁，军衔为一等兵，来自基辅[13]；另两人则是来自达吉斯坦的Abdulkhakim Ismailov和来自明斯克的Leonid Gorychev（部分资料也称其是‘Aleksei Goryachev’），當然这是哈尔岱自己的说法[12]。拍摄照片用的照相机是35毫米f3.5镜头的莱卡III旁轴相机[14]。

1945年5月13日，《星火》期刊刊登了叶甫根尼·阿纳耶维奇·哈尔岱的照片[15]。其实，还有很多摄影师都拍下了国会大厦顶上的红旗的照片，而且也绝不仅仅只有一面苏联国旗飘扬在国会大厦之上，但我们都知道的是，最后只有叶甫根尼·阿纳耶维奇·哈尔岱的那张照片为世人所知晓[15]。

修改

一块苏联军用指南针

叶甫根尼·阿纳耶维奇·哈尔岱拍完照片后，马上返回了莫斯科。应《火星》主编的要求，哈尔岱去掉了底片中正在支撑插旗者的Ismailov手腕上的一块看起来很像手表的物体，因为Ismailov的两个手腕上都戴着表，意味着他可能掠夺过财物，这是一桩死罪[15]。于是，Ismailov右手手腕上的表就被哈尔岱用针刮掉了 [16][15] 。后来，有人称那块多出来的手表其实是苏军的Adrianov罗盘[17] ，但无论是手表还是罗盘，当时的哈尔岱为了避免争议，还是修改了底片 。哈尔岱为了渲染出临场感，还把另外一张照片里的硝烟挪到了这张照片的背景中[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