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垃圾會事件

澳門回歸中國後，行政與立法間權力不平衡的情況更加明顯，行政長官的職權較回歸前澳葡時期的澳門總督的職權為大，例如澳門行政長官可在不須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建議下直接解散立法會，以及限制立法議員的提案權，根據《澳門基本法》規定：「如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一聯合動議，指控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爲而不辭職，經立法會通過決議，可委托終審法院院長負責組成獨立的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調查委員會如認爲有足夠證據構成上述指控，立法會以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可提出彈劾案，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決定。」由於由行政長官委任的官委議員不太可能支持通過彈劾案，因此降低了彈劾案獲得通過的可能性[9]。

現時澳門立法會的直選議席不過半數，且立法會的組成傾向親政府立場，民主派議員每當就政府施政出現問題而動議展開聽證程序時都會被大部分建制派及官委議員否決。與受議會監督及問責的香港官員相比，在奉行「行政主導」體制的澳門，當地官員並不需要向立法會負責，造成「有問無責」的情況，故有不滿聲音將立法會稱之為「垃圾會」、「花瓶」或「橡皮圖章」[8][10]。

澳門回歸前，澳門總督在委任議員上被要求委任人選須在澳門社會有顯著功績及聲譽，即總督和行政長官所委任的議員都應當是「社會中有智慧、才智和美德的優秀人才」。回歸後，行政長官同樣須在選舉結果公佈後觀察選舉結果並進行委任工作，在此政治人才選拔機制中，行政長官需通過委任部分議員在立法會內形成良好的人才使用結構[11]。然而官委議員的素質及認受性在民間備受批評，批評聲音指官委議員為「保皇黨」，指責他們往往為政府的施政失誤辯護，只捍衛自身及權貴利益，與民眾對立，在議會內幾乎每次都對針對政府施政的動議投下反對票，引起社會的不滿[3][12][13]。此外，第七屆澳門立法會（2017年-2021年）成立後，官委議員的議席大部分被新人取代，且大多為專家學者，他們與上屆的官委議員一樣不向政府作任何質詢[14]。

前澳門理工學院教授蘇文欣表示，按照民主發展的常識，廢除官委議員是讓澳門特區民主政制走向發展的必須首要條件，其次是逐步削減間選議席，最終達至立法會議員由全民普選，他又指如果澳門拒絕接受普世認知的民主政制，堅持去走「有澳門特色的民主制度」，那就沒有繼續討論的意義[15]。此外，他指出立法會被市民稱為「垃圾會」是因為市民對立法會有諸多不滿，例如重要的民生法案往往被拖延，讓市民感覺不到立法會起到應有的作用。另外，他亦指出若要改變社會對立法會的印象及觀感，就要從改變立法會委任及間選議員佔多數的現狀，因為現時的結構變相令立法會很難去監督政府[16]。

《南華早報》有評論文章批評沒有經過直接選舉的七名「傲慢的」委任議員和兩名間選議員在立法會中向民選議員講授民主是一個「大笑話」，又指曲解民主意義的非民選議員作出的集體譴責沒有說服力，指出只要沒有普選，荒謬和不合邏輯的事永遠不會在澳門立法會中消失[21]。

澳門理工學院退休教授、時事評論員蘇文欣說，蘇嘉豪無論採取甚麼行動，傳統陣營都會向他作出攻擊以及利用一切手段來詆毀他。他指出，正在走鋼絲的蘇嘉豪需要萬事小心，因為傳統陣營不會放過任何可以將他驅逐出立法會的機會。儘管如此，對蘇嘉豪的攻擊可能不會給傳統陣營帶來好處，因為即使一些不看好蘇嘉豪的市民也會質疑為何要如此打壓一個反映市民心中所想的議員[1]。

直選議員高天賜說立法會主席賀一誠把黃顯輝提出的抗議交給章程及任期委員會研究的決定令人驚訝，認為他應該讓蘇嘉豪對相關言論作出解釋。他亦補充指出前保安司司長張國華多次說立法會是垃圾會[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