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麥那大火

第二次希土戰爭爆發三年後，隨著希臘軍隊在戰場的節節失利，1922年9月8日希臘守軍撤離了士麥那，土耳其軍隊隨即占領了該城。土耳其軍隊入城後的第一天局勢尚還平靜，然而第二天的9月9日，土耳其軍隊便開始襲擊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洗劫他們的商店，强行將亞美尼亞男人和女人分開，並對後者實施性强暴[14][15]。希臘東正教大主教克里索斯托莫斯（Chrysostomos Kalafatis）在法國士兵眼前被土耳士兵折磨致死，當法國士兵試圖制止土耳其士兵的暴行時，卻遭到了土耳其高級軍官的阻攔[14][16]。當時至少有21艘協約國軍艦停泊在士麥那港灣，惶恐不安的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把一綫希望寄托在這些協約國的海軍，希望他們能保護士麥那的基督教社區的居民。但是這些國家的水兵和海軍陸戰隊被命令除了保護本國僑民和當地的本國外交領事館以外，不得介入土耳其人和當地基督教教徒之間的衝突。

於是，人們開始四處尋求避難之處。儘管美國人和其他國家人們的社區和教會被告知不得接受當地難民，但是還是有人出面接受了尋求避難的難民。當時，在停泊在士麥那的一艘荷蘭軍艦上的軍官在報告中寫道：土耳其軍隊入城之後，放火燒毀了一家有希臘人入住的旅店，並在旅店門口架起了機槍向外逃的人群開槍。

受害人當中還包括一些在當地的外國人。荷蘭商人奥斯卡·德·容（Oscar de Jongh）和他的妻子被土耳其軍人殺害，一位退休在家的英國醫生也被土耳其軍人殺害，因爲他試圖阻止土耳其軍人强暴他的女僕[17]。

入城四天後的9月13日，土耳其軍隊針對希臘人、亞美尼亞人的基督徒居民社區開始縱火[18]，這場大火始於該市的亞美尼亞人居住區（現在名稱：伊兹密爾市貝斯曼區），由於颳風因素和沒有采取任何滅火措施，致使大火不斷蔓延。英國歷史作家賈爾斯·米爾頓在他那本《失去的樂園——1922年的士麥那》（Paradise Lost: Smyrna, 1922）中寫道：

美國女子學院院長米妮·米爾斯（Minnie Mills）小姐是最先發現火災火灾的人之一。她剛吃完午飯，就發現近鄰的一棟建築物正在燃燒。她站起來仔細一看，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我親眼看到一個土耳其軍官提著一小罐燃油走進房内，幾分鐘之後房子就陷入火海。”在校園裏，目睹此景的不止她一個人，其他老師和學生們也看到了一些身著土耳其軍裝的軍人甚至是軍官手執纏著布條的長棍，將其蘸入裝有燃油的罐裏點燃之後，將其伸進房子裏，房子很快燒着了[19]。

除此之外，美國紅十字會克拉夫林·戴維斯（Claflin Davis）[20][21]也目睹了土耳其人縱火焚燒房屋的情景，當他質問土耳其士兵爲何這樣做，土耳其士兵若無其事地回答：我們是奉命行事[22]。儘管市消防隊竭力撲滅火災，但土耳其軍隊到處縱火，令消防隊無法應付。火勢的不斷蔓延，迫使更多的人群紛紛逃往碼頭[23]。後來，參與滅火的兩位消防隊員Tchorbadjis和 Emmanuel Katsaros提供的證詞，指證了他們目睹土耳其軍人縱火的狀況。

後來成爲世界首富、著名的希臘船王亞里士多德·奧納西斯出生於士麥那，他是這次大劫難的幸存者，在這場大劫難中，奧納西斯家族失去了大量財產，這些財產要麽遭到土耳其人的洗劫，要麽爲了確保生命安全不得不賄賂土耳其人。他的父親一度被土耳其軍隊扣押，他不得不想方設法救出了他的父親，作爲難民，後來奧納西斯家族逃往希臘。但是，家族當中很多人在此期間未能幸免，他的三個叔叔相繼遇難，他的一個姨媽和她的丈夫以及女兒被土耳其士兵放火燒死在推雅推喇的一座教堂裏，當時有大約500多基督徒市民躲避在那裏[24]。

碼頭上等待出逃的難民

被毀壞的希臘人的聖約翰墓地

大火劫後的士麥那（攝於1922年9月15日）

從事研究東歐近現代史的美國斯坦福大學歷史教授諾曼·奈馬克在他的《仇恨之火》（Fires of Hatred）一書中寫道：

回到街上，我發現大火引發的踩踏事件才剛剛開始。所有在大街上四散逃亡或者藏匿在教堂和其他機構中的難民們都紛紛湧向海邊。這些湧動的人潮放棄了被大火吞噬的家園……此時天色已黑。碼頭上已經擠滿了數以萬計、驚恐萬狀的難民，他們漫無目的地在海關大樓和碼頭之間來回奔跑，新來的難民仍源源不斷地湧入，海邊幾乎充滿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各式各樣的行李[23]。……英國中尉A.S.Merrill描述了9月14日上午碼頭上難民的場景，他寫道：‘整個上午都能看到士麥那燃燒的大火。我们在黎明前一小時抵達碼頭時，現場的景象簡直難於形容，整座城市火光冲天，碼頭亮如白昼，成千上万無家可歸的難民們人頭攢動。人們驚慌失措接近於瘋狂地步。婦女和兒童撕心裂肺的哭喊聲慘不忍睹。有人不顧一切跳入水中，有人甚至跳到船艦上。如果船艦靠岸，後果將不堪設想，有几艘船艦試圖靠岸，但立即遭到大喊大叫的船員粗暴阻止……逃離火災現場跑到碼頭上的人們試圖拼命地接近船艦，而身處火災高溫現場的難民只能從海上逃離。幸運的是有海風的吹拂，碼頭的墻壁不至於將這些不幸的人們活活烤死，但是200碼以外的船上的人一定能感覺到巨大的熱浪。更混亂的是，這些難民的行囊（主要是毛毯和衣服）也着火了，整條街都形成了一連串的篝火'[25]。

在這之後，土耳其軍隊封鎖了碼頭，以阻止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逃離[26]。在碼頭上，土耳其士兵和民間武裝不時搶劫和毆打希臘難民並逮捕敢於反抗的人[25]。來自美國的基督教青年會（YMCA）和基督教女青年會（YWCA）的工作人員試圖組織救援卻遭到了土耳其士兵的搶劫和射擊[27]，儘管英國和美國的水兵也試圖努力維持秩序，以保護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免受土耳其人的追殺，但收效甚[25]。

爲此，許多絕望的難民背著行囊投海自殺。根據目擊者稱，驚慌失措的難民跳入水中，他們驚叫聲數英里之外都可聽到[28]。到了9月22日，大火被完全撲滅，但土耳其人針對希臘和亞美尼亞難民的零星暴力事件仍不斷發生，青壯年的亞美尼亞男人幾乎都遭到追殺，參與暴力襲擊的土耳其人不僅是軍人，民間武裝甚至是12歲-15歲的土耳其少年也參與了其行動[29]。

當時士麥那港口停泊著許多來自協約國的艦船，但絕大多數艦船以中立爲由，拒絕難民登船[30]，根據《紐約時報》1922年9月18日的報道：停泊在士麥那港的船隻中僅有六艘貨船運送難民，其中一艘是美國船，一艘是日本船，兩艘是法國船，兩艘是意大利船。但在這六艘貨船當中，來自法國和意大利的四艘貨船卻只接受持有他國護照的人，不接受當地難民，只有美國和日本的貨船不檢查登船人們的證件，接受了所有的難民，其中，日本貨船“東慶丸”（Tokei Maru）搭救了825名希臘和亞美尼亞難民，並把他們帶到希臘的比雷埃夫斯港[31][32]。

作爲希臘方面，由於1922年9月11日希臘國内爆發革命，希臘的大部分軍隊都集中在希俄斯島和萊斯沃斯島，忙於計劃推翻雅典保皇黨政府，因此希臘軍方無法及時全力救助該市的難民。

9月24日，服務於當地基督教青年會（YMCA）的美國人道主義者阿薩·詹寧斯與希臘方面組織的船隊終於獲得了土耳其當局的許可，並在錨泊在港口上的英國海軍配合之下，才得以進入港口接運難民，經過他的努力，大約25萬人獲救[33] [34]。但土耳其軍方只允許他們接運婦孺老弱，17歲至45歲的青壯年男人被土耳其人扣留並被送往土耳其内地當作奴工，很多人死於非命[35]。雖然也有少數報告稱，土耳其軍隊表現良好，幫助老年婦女和維持秩序，但是描述土耳其軍隊的搶劫和暴力的報告遠遠多於對土耳其方面的正面報告[36]。

由於當時的日本政府在希臘與土耳其之間宣佈中立，對日本貨輪“東慶丸”救助難民之事日本官方有意進行淡化，因此這個軼事長期以來並不爲人們所知。但是被救助的難民們將這段經歷傳述給了他們的後代，後代們都知道有一艘名爲“Tokei Maru”的日本貨船拯救了他們祖父輩的生命。2016年，一些難民的後代訪問了日本駐雅典大使館，對當年日本船長向他們祖父輩們伸出了救援之手而向日本表達了感謝之情[37]。近些年來，日本的希臘問題專家也經過不斷的調查和挖掘，終於使這個被埋沒的歷史故事得以重現[38][39]。

2017年希臘動漫導演扎赫斯·薩莫拉達斯以這個故事為素材，製作發行了動漫影片《Tokei Maru》，2022年9月，在士麥那大火百周年之際，日本駐雅典大使館、希臘貝納基博物館、小亞細亞研究中心共同舉辦了主題爲“日本輪船‘東慶丸’遠航士麥那百周年紀念”（TOKEI MARU 1922-2022: Commemorating 100 Years since a Japanese Ship's Voyage to Smyrna）的演講會，演講會期間播放了這部時長20分鐘的動漫影片[40]。

最高估計數字為：有125,000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在這次事件中喪生[41]。專門從事研究這次事件的美國歷史學家諾曼·奈馬克（Norman Naimark）給出的死亡人數為10,000-15,000人[7]，英國歷史學家理查德·克羅格（Richard Clogg）給出的數字為30,000人[14]，美國夏威夷大學政治學教授魯道夫·拉梅爾給出的死亡數字是100,000人[35]。

一些當時的報刊報道稱，城市遭到焚毀之後，美國紅十字援助的士麥那以及周邊的希臘和亞美尼亞難民有40萬人[42]，美國歷史學家馬修·斯圖爾特[43]在他的It Was All a Pleasant Busines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On the Quai at Smyrna"一書中寫道：25萬難民都是非土耳其人。諾曼·奈馬克（Norman Naimark）給出的希臘撤離的難民人數為15萬至20萬人[7]，美國作家、戲劇評論家以及犯罪學家愛德華·赫爾·比爾斯塔特（Edward Hale Bierstadt)[44]在他的“The Great Betrayal”一書中稱：希臘和亞美尼亞難民至少有5萬人[45]。

關於被驅趕到安納托利亞内地的難民以及因此而死亡的人數也是説法不一。諾曼·奈馬克（Norman Naimark）寫道，有3萬希臘人和亞美尼亞男人被驅逐到那裏，其中大部分死於惡劣條件之下[7]。巴爾幹問題專家、塞爾維亞歷史學者迪米特里耶·喬爾杰維奇（Dimitrije Đorđević）認爲被驅逐者的人數達到2.5萬人，在集中營死亡的人數為1萬人[46]。

事件發生之後，面對國際社會的輿論，當時作爲土耳其軍隊最高統帥的凱末爾將軍對此始終保持沉默。外界認爲凱末爾的沉默體現出他的一種矛盾心態。這是因爲一方面他以戰爭手段，奪回因協約國迫使奧斯曼帝國簽署的“塞夫爾條約”而喪失的土耳其戰前的部分領土並廢除該條約，因而縱容手下軍隊的所作所爲；但另一方面，他又在即將推動的土耳其現代化改革中謀求與歐洲國家建立新的合作關係，因此又不想在國家外交層面與當時作爲戰勝國的協約國各國完全對抗[47]。

直至今天，土耳其官方一直聲稱這場火災是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自己所爲，目的在於將此事件的責任栽贓給土耳其，并稱這場戰爭是土耳其的反帝民族解放戰爭。土耳其當今政壇，作爲總統雷杰普·塔伊普·埃爾多安的政治盟友，占據土耳其國會600席中的49席（2018年）的激進黨派民族行動黨，其議員伊塞梅特·比尤卡塔曼（İsmet Büyükataman）[48] 甚至聲稱：不排除再次對希臘入侵，把希臘人趕下海，讓他們游到西西里島[49]。

關於這場大火，國際方面所出版的各種研究報道都以事件幸存者以及派往那裏的協約國軍人、各國外交官、救援人員以及當地土耳其人自身的親生經歷為依據，得出了共同的結論，那就是土耳其軍隊有計劃地焚毀了這座城市，並殺害了大量當地的希臘和亞美尼亞的基督徒居民。針對國際主流觀點對土耳其的指責，1982年在美國設立，並得到土耳其政府資助的“土耳其研究所”（Institute of Turkish Studies）當中的成員，土耳其出身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和土耳其巴赫塞希爾大學的教授希斯·W·洛瑞[50]和路易斯維爾大學歷史教授賈斯丁·麥卡錫否認這種指責，並為土耳其官方立場辯護，爲此，他們兩個人的觀點遭到了有關方面的廣氾抨擊，其中2013年11月計劃在澳大利亞舉辦的由賈斯丁·麥卡錫主講的兩場學術會議也因此被取消[51]，而“土耳其研究所”（Institute of Turkish Studies）的這個學術機構也因土耳其政府後來中斷了經費資助而於2015年解散。

雖然土耳其官方一直否認對士麥那大火的責任，但是也有一些土耳其學者的觀點與官方立場相異，當時的作家和記者法利赫·勒夫基·阿塔伊和現在的土耳其海峽大學社會學教授比雷·科洛奥盧·克勒勒（Biray Kolluoğlu Kırlı）[52]都認爲土耳其民族主義勢力應當對1922年士麥那的那次毀滅性災難負責，作爲人類、社會和歷史學家在土耳其薩班哲大學執教的蕾拉·涅伊齊教授在她的那部《記住士麥那/伊兹密爾——共同的歷史、共同的創傷》（Remembering Smyrna/Izmir: Shared History, Shared Trauma）一書中承認了當時的土耳其軍隊對亞美尼亞人和希臘人實施的是種族滅絕政策[5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