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乌调查

寻乌调查，原稱尋鄔調查，是毛泽东在中国江西省尋鄔縣（今寻乌县）进行的大规模社会调查，是毛泽东一生中进行的规模最大的调查。[1]:2351930年5月，毛泽东率红四军一部进驻寻鄔县城，决定开展调查研究。1931年2月，毛泽东整理出《寻鄔调查》，全面介绍了寻鄔的历史、农业、商业、手工业、土地关系、土地斗争等，有八万多字。《寻乌调查》被汤若杰翻译为英文，也引起了曹树基等人的研究和后世纪念。

历史

寻鄔县位于福建、江西、广东三省交界处。1930年5月，毛泽东率红四军一部进驻寻鄔县城，决定开展调查研究。在时任中共寻鄔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召集寻鄔县部分中下级苏维埃干部、手工业者、商店老板等11人开调查会，从5月4日开始，持续十多天。1931年2月，毛泽东在宁都县整理出《寻鄔调查》。[2][3]:42[4][5]八万多字。[3]:42《寻鄔调查》一度遗失，1950年，《寻鄔调查》的一份手抄件被重新发现，毛泽东修改了其中第五章《寻鄔的土地斗争》。1982年被收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汤若杰（Roger R. Thompson）翻译的英文版《寻乌调查》。[6]

内容

全文五章，分别为寻鄔的政治区划、交通运输、商业状况，土地关系、土地革命情况。内容涉及“地理位置、历史沿革、行政区划、自然风貌、水陆交通、土特产品、商业往来、商品种类、货物流向、税收制度、人口成分、土地关系、阶级状况、剥削方式、土地斗争”等。[1]:235毛泽东认为：“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

研究

曹树基通过“江西寻乌与浙江松阳石仓的对比研究发现，在传统时代，中国东南地区有着相似的地权结构与社会结构。”[6]温锐、陈涛研究认为“从社会发展视角解读《寻乌调查》及其相关史料，毛泽东认为很具有代表性的清末民初寻乌农村，呈现的则是丰富而多元的经济社会关系：即生产经营中各阶层的经济博弈关系、日常生活中的社区互助关系、社会公共事业中的共享关系、守护乡土的社区自卫关系，总体上则是血缘地缘与亲情乡情浓厚、阶级分化不甚明显的社区共同体关系”。[7]

纪念

寻乌革命历史纪念馆（寻乌调查旧址）位于寻乌县城南马蹄岗，1968年成立，同年11月对外开放。[8]2003年，当地修缮寻乌革命历史纪念馆，2003年11月增挂牌子“毛泽东寻乌调查纪念馆”。[3]:432013年，该馆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

2003年11月，“寻乌调查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在寻乌召开。[3]:43研究成果汇编成书籍《寻乌调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步》出版。[10]2015年6月27日，“纪念毛泽东寻乌调查85周年”理论研讨会在寻乌召开。[11]2020年9月28日，「纪念毛泽东寻乌调查90周年」理论研讨会在寻乌举行。[12]

评论
  • 毛泽东：“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13]“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14]
  • 汤若杰：“可以肯定我们所研究的既不是一份伪造物，也不是一份时代急剧变化的历史文献”，“《寻乌调查》证明年轻的毛泽东努力从事实中得出真相。考虑到出版新版《农村调查》包括首次出版《寻乌调查》的象征意义和政治意义，原文似乎不太可能被修改。”[15]
  • 曹树基：“毛泽东作于1930年的《寻乌调查》揭示了寻乌县的农民生活与农村经济状况，它既是当时中国最好的乡村调查之一，又是一个革命先驱者的作品，其中的许多认识，直接成为指导中国土地革命的理论。”[6]
  • 习近平：“毛泽东同志1930年在寻乌县调查时，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诸如该县各类物产的产量、价格，县城各业人员数量、比例，各商铺经营品种、收入，各地农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样，各类人群的政治态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16]
  • 孟建柱（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反对本本主义》和《寻乌调查》首次提出论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还提出“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思想路线，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初步形成。[3]:42
  • 石仲泉：“放眼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寻乌调查》可与恩格斯的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相媲美。”[17]

参考
  1. 徐浩然. .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8. ISBN 978-7-5098-4299-7.
  2. 李敏. . 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93: 30. ISBN 7-80019-434-5.
  3. 江西省寻乌县地方编纂委员会编.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8.
  4. 王进等主编. .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2: 56. ISBN 7-219-02040-6.
  5. 胡申生主编.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150. ISBN 7-5325-4305-6.
  6. 曹树基. .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12, 49 (5): 68.
  7. 温锐、陈涛. .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5): 112.
  8. 刘奇主编. . 北京: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16: 435. ISBN 978-7-5119-2615-9.
  9. 田思悦. . 中国网. 2020-09-01 [2021-06-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6-24）.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编. .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3. ISBN 7-5073-2005-7.
  11. 记者胡晓军 通讯员蓝玉林. . 光明日报. 2015-06-29 [2021-06-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6-21）.
  12. 邱辉强. . 江西日报. 2020-09-29 [2021-06-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6-24）.
  13. 毛泽东. .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14. 毛泽东. .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不过，在当时我对于农村阶级的结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
  15. 汤若杰著，刘慧译. . 史林. 2009, (3): 69-81.
  16. 习近平. . 学习时报. 2011-11-22 [2021-06-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6-21）.
  17. 石仲泉. . 毛泽东研究. 2015, (6): 4-13.

扩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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