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的肖像
《少女的肖像》(英語:)是早期尼德兰画家彼得鲁斯·克里斯蒂的小型橡木板油画,估计在1465至1470年完成,是他最后的作品[1][2],现存柏林画廊。本画标志着早期尼德兰肖像画风格的重大进步,画中少女所处环境立体而逼真,空气透视效果显著[3],眼睛看向观众,复杂的表情融矜持、聪慧和机敏于一体[4]。
后世普遍认为《少女的肖像》是北方文艺复兴时期非常精美的肖像画。美术史学家乔尔·阿普顿称,画中少女仿佛“放在黑色天鹅绒靠垫上的打磨珍珠,几乎散发出乳白色的光泽”[5]。画面构造以扬·范艾克和罗希尔·范德魏登的作品为基础,对后世数十年的绘画影响深远。少女的眼睛稍有错位,眉毛略微倾斜,形成耐人寻味的眼神,是画作魅力的重要来源。[6]
画作详解
克里斯蒂画中的少女身处狭窄矩形空间,身后是护墙板装饰的墙壁,建筑环境平衡之余又显压抑。女子上衣和身后墙板上的水平平行线将画面分割,再在她衣服领口形成的倒三角形处结合。画作背景渲染在一定程度与当时肖像画的常规做法不符:后世普遍认为扬·范艾克是克里斯蒂的导师,但范艾克经常以精致的内部装饰作为画作背景。相比之下,《少女的肖像》女子背后是暗褐色墙壁,缺乏复杂细节。[7]墙壁由不同材质分成两部分,上方是护壁板顶木条,下方是护墙板。墙壁令少女身处真实的室内环境,估计就是她家里某个位置。[8]
光线从左侧照入画面空间,影子映在人物身后的墙上,并以少女头上埃宁帽投射的阴影最浓。身后的墙壁加大空间纵深感,有充足位置刻画细节,查尔斯·斯特林()认为这样的创作手段显然受到范艾克影响。[9]光线在女孩身后投射出模糊而弯曲的阴影,与她的脸颊和发际轮廊相对比,令画面更趋平衡[1]。
少女皮肤白皙,眼睛呈杏仁形,略似东方人[4],嘴唇显得任性[6]。她的面部器官略显拉长,肩膀狭窄,头发向头顶扎紧,显得额头长到有些不自然,这些特征都体现出哥特式创作风格。少女身着昂贵的衣装和珠宝,看起来异常优雅。她斜视画布方向的眼光颇具穿透力而且体现出自我意识,部分美术史学家觉得这样的眼光令人不安。乔安娜·伍兹-马斯登()认为,画中女子看来是以如此特殊的神态向观众示意,这即便在意大利肖像画历史上也前所未有。[10]她的示意又因画作的构图变得更加明显,几乎强迫观众把视线集中在人物眼部,似乎想要质疑画家、模特儿、赞助人和观众之间的关系[1]。
少女头上戴着截短或蜂巢式的埃宁帽,这种帽子在当时勃艮第公國宫廷颇为时髦。普拉多博物馆画作《博士来拜》的作者()曾在罗希尔·范德魏登手下学习,他的画作《献耶稣于圣殿》()中的供养人像部分有两名年长女子,头上也戴有非常似乎的无尾埃宁帽。[11]下巴下面的黑色带子在同时代画作中很少见,估计是借鉴当时的男式兜帽,这种帽子都有很长的尾带,有时就像画中一样在下巴下面缠住[3]。
画上对服装与饰品细节及纹理的精细渲染可以看出范艾克的影响[3],白暂皮肤和坚固骨架体现出强烈的范艾克风格[12],让人想到范艾克作品《阿诺菲尼的婚礼》中的男子。除此以外,克里斯蒂在其他方面不再遵循范艾克和罗伯特·坎平开创的发展方向,不再把人物画得像两位前辈那般丰盈,而是更显高瘦。美术史学家罗伯特·祖卡勒()认为,画上瘦长的上半身,在形貂皮衣领和圆筒形的帽子衬托下显得人物身材更高。[3]此外,虽然第一代早期尼德兰画家将人物肖像世俗化,并因新兴中产阶段的赞助获利,但克里斯蒂却选择把少女画成贵族,人物形象骄矜、世故,身上衣装也十分精美[3]。
少女身份
古斯塔夫·瓦根(,日后成为柏林博物馆馆长)曾在肖像画的原始画框(如今已经失落)上看到拉丁语铭文,他在标识年份1824或1825年的信中称,这段铭文除画家签名外,还标明画中人物身份是“塔尔博特家族名人的侄女”[13]。瓦根的研究促使后人一致认为,画中少女是此时以什鲁斯伯里伯爵()为首的英格兰统治阶级塔尔博特家族成员。1863年,乔治·沙夫()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这幅画本应与伦敦国家美术馆收藏的《爱德华·格里姆斯顿画像》(,1446年)组成双联画,其中《少女的肖像》放在右翼,如此说来模特儿很可能就是格里姆斯顿的首任夫人爱丽丝()[1]。1913年,格雷特·林()认为沙夫的看法不可能正确,因为两幅画的尺寸和背景图案都不匹配[13],而且《少女的肖像》完成时间很可能比格里姆斯顿画像要晚20到30年[1]。
乔尔·阿普顿()认可瓦根的分析,他经过调查后认为“塔尔博特家族名人”是在1453年卡斯蒂永战役中阵亡的第一代什鲁斯伯里伯爵约翰·塔尔博特,但约翰·塔尔博特唯一的侄女安卡雷特()已于1421年夭折。洛恩·坎贝尔()认为,考虑到铭文是拉丁语,瓦根可能把原意“孙女”的单词误认作“侄女”。阿普顿认定,画中少女应该是第二代什鲁斯伯里伯爵约翰·塔尔博特()的女儿安妮()或玛格丽特()。[14]两人的父母在1444至1445年成婚,所以克里斯蒂创作时她们应该还不满20岁[1]。1468年,爱德华四世之妹约克的玛格丽特()与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成婚,安妮和玛格丽特很可能前往布鲁日观礼此次举世闻名的奢华婚礼[15]。
出处
这幅画最早的现存记录是1492年美第奇家族的库房清单,记录称画作是法国女士的油彩半身像,是布鲁日人士“”(“彼得罗·克雷西”)的作品[16][17]。但从库房的其他收藏品来看,记录员只是简单把所有北方文艺复兴美术收藏品记为“法国”画作,并不知道这幅画的真正来历[9]。《少女的肖像》价格高达40弗罗林,而且展示的位置十分显眼[18]。这份记录除说明国籍外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少女身份的信息,说明美第奇家族是出于美学考量而非历史意义收藏本画[19]。
时间进入20世纪后,经欧文·潘诺夫斯基全力推动,克里斯蒂成为公认的15世纪北方文艺复兴重要画家。潘诺夫斯基称赞《少女的肖像》十分迷人,极具法国肖像画风格,这很可能是因为他觉得画中人物同让·富盖《默伦双联画》()右半部的圣母很像。斯特林也认为两幅画上的女人相似,特别是向后紧束的头发、高高的颧骨、斜视的眼睛和看起来闷闷不乐的表情。[9]
1821年,普鲁士皇室买下爱德华·索利()的大量收藏品,《少女的肖像》也在其中,此时刚刚成立的柏林画廊获许挑选藏品[13]。1825年,瓦根判定原始画框上的铭文“”是“”(“彼得鲁斯·克里斯托弗里”)的缩写[13],进而与乔尔乔·瓦萨里1568年版《艺苑名人传》中记载的“”(“彼得罗·克里斯塔”)联系起来,终于确认这是克里斯蒂的真迹[20]。瓦根还用同一方法认定现存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金匠肖像《圣埃利古斯》()也是克里斯蒂的作品,让画家在默默无闻几个世纪后终于获得人们的重新认识[20]。
瓦根确认《少女的肖像》的作者身份前,克里斯蒂的许多画作都被当成范艾克的作品。经过瓦根正名,克里斯蒂成为公认的大师,现存于世的画作中有六幅已经确认有他的签名[3],只不过所签文字并不完全相同[12][21]。此后的一个世纪里,人们为克里斯蒂出书立传,许多美术史学家(特别是潘诺夫斯基)逐渐把他和范艾克的作品区分开来[22][23]。
创作时间
通过对比人物衣饰风格与各时代的流行趋势,沃尔夫冈·舍内()于20世纪30年代认定《少女的肖像》大约是在1446年完成[24]。20世纪上半叶,部分一度认定是克里斯蒂画作的作者身份和完成时间都受到质疑。1957年,马克斯·雅各布·弗里德兰德()在著作《早期尼德兰绘画》()中推断克里斯蒂画作的创作顺序和完成时间,但短短几年后,他的判断就遭奥托·佩希特()驳斥。[25]
1953年,潘诺夫斯基认定肖恩推断的完成时间至少早了20年。在他看来,《少女的肖像》中模特儿衣装类似15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的勃艮第高级时装。潘诺夫斯基认为,汉斯·梅姆林约1470年完成的《玛利亚·波提纳利像》中人物所戴埃宁帽,与克里斯蒂作品中的埃宁帽相似,少女衣装也与15世纪70年代布鲁日泥金装饰手抄本《路易斯·德格鲁修斯的弗鲁瓦萨尔》(》中的女子很像。[26]斯特林判断作品大约是在1465年完成,理由是克里斯蒂画作中的埃宁帽比梅姆林作品中要短得多,这种加长款的流行时间应该比短款要晚几年,同时克里斯蒂的作品中也没有垂悬的面纱[9]。斯特林还进一步指出,与作者早期作品相比,《少女的肖像》景深更大,光线细节更复杂,所以应该是克里斯蒂后期的作品[9]。
参见
参考资料
脚注
- Upton, 30
- Kemperdick, 24
- Suckale, 84
- Van der Elst, 69
- Frère, Jean Claude. Early Flemish painting. Terrail, 2007
- Harbison, 126–127
- Ainsworth, 25–26
- Kemperdick, 23
- Stapleford, 19
- Brown, 70
- Ridderbos et al., 314
- Upton, 22
- Ainsworth, 166, 但从Campbell, 677的记载来看,瓦根1863年出版的著作中没有记录这段拉丁语。
- Upton, 29
- Ainsworth, 168
- Upton, 44
- Hand et al., 54
- Stapleford, 114
- Nash, 101
- Ainsworth, 25
- Ainsworth, 30
- Ainsworth, 117
- Upton, 22
- Sterling, 18–19
- Sterling, 18
- Panofsky, 313
参考书目
- Ainsworth, Maryan. .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4 [2020-08-02]. ISBN 0-8109-648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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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abacker, Peter H. Campbell Lorne , 编. .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1975-10, 117 (871): 676–677. JSTOR 878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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