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 (油画)

1951年初，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筹备绘画展览。中国革命博物馆经过数月征集，收到近百件绘画作品，收藏了《地道战》、《毛主席延安整风》、《强夺泸定桥》等作品。但是，中国革命博物馆认为，美中不足的是缺少一件以开国大典为题的油画。195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创作一幅以开国大典为题的巨型油画。中央美术学院将这项任务交给了时年37岁的董希文。[1]

董希文在1949年创作了水粉画《北平入城式》，同年亲自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开国大典。他的油画、素描功底均得到同行的认可，亦擅长革命题材、领袖人物画作。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毛泽东像和朱德像就出自于他的手笔。他还和中央美院师生一起绘制了天安门城楼上的第一幅毛泽东像。[2]1952年时，董希文正和学生在石景山发电厂劳动、写生[3]，此时他正在负责中央美院三画室的教学工作，教学任务非常繁重[1]。

接到任务后董希文回到北京。通常的说法是，为了不受干扰、专心作画，董希文租下了西总布胡同的一间民居用作创作。据女油画家、董希文的弟子庞涛回忆，那间民居在一座楼房裡，楼下是一家杂货铺；房间狭长，进深只有两米，画布宽两米餘、长四米餘，即使董希文把后背贴在墙上也不能看到画布的全貌，创作环境非常艰难。画布上接天花板，下贴地板，董希文为了创作，不得不爬上爬下。[4]不过，也有说法称董希文开始创作和完成作品都是在大雅宝胡同自己的家里，只是中间有一段时间去西总布胡同74号的亲戚家作画[5]。构图阶段，他把图样画在一张明信片大小的重磅卡纸上，广泛征询同行的意见[註 1]。董希文没有拘泥于透视法，增大了画面右侧两根柱子的跨度，使得画面更加宽敞；挪动了正阳门，使天安门广场更加开阔。[7]画作接近完成时，董希文和画家好友艾中信等人讨论时发现，按照透视法画成的毛泽东形象不够高。讨论结果认为，毛泽东的高度不应该受到透视法的限制。董希文于是将毛泽东的高度加高了一寸。为了不留痕迹，董希文小心地洗掉原有的部分，重新画了一次。[3]上级要求他尽快完成画作，为了赶任务，他没日没夜的作画，时常在工作室的椅子上过夜。最终，这幅画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展览的序厅裡。[5][1]1953年4月，为了让中共中央领导审查《开国大典》，主管部门另加了一批中央美院教师的作品，在中南海怀仁堂做了一场画展，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作品，并接见董希文等人。毛泽东看《开国大典》之后说：“是大国，是中国。”他还说：“我们的画拿到国际上去，别人是比不了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接见间隙，毛泽东两次返回休息室仔细看这幅画。1953年9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油画《开国大典》。人民美术出版社还将《开国大典》印成年画，广为发行，初次印行就超过一百万份[8]。这幅画还被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小学语文、历史、美术课本。[4][3]

画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站立在天安門城樓正中，正在麦克风前面宣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毛泽东身后、画面的左边是各界代表。站在第一排是当时的六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从左向右依次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朱德左侧，董希文还着重绘制了两名代表，即朱德背后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周恩来背后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画面上的人物还有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郭沫若以及陈叔通等人[18]。各界代表胸前佩着红签，听着政府公告，心情激动。代表们大约占去了画面的三分之一。[19]画面右侧，五星红旗已经升起。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着集会的群众，飘扬着彩旗。空中白鸽翱翔、白云朵朵。董希文还描绘了城楼上的大红柱子、宫灯、汉白玉栏杆、地毯、菊花。[20]

《开国大典》的构图打破了写实的限制，也没有拘泥于透视法。董希文将毛泽东画在接近中间的位置，各界代表站在左面，而右面是广场上的群众队伍。这种左实右虚的布局，虽然有失平衡，但是加强了领导人和群众的虚实、远近、多少的对比，突出了节日的气氛。[19]董希文特意把广场上的群众和城楼上的领导人放在同一个画面上，以突出开国事件的气概。他还把毛泽东右前方原本应有的一根大红柱子去掉，使得广场更显宽阔，画面更有气势。建筑家梁思成曾评论称：“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註 5][21]董希文改变了正阳门的位置，使得天安门广场更显广阔；他还把毛泽东的形象加高了一寸。[7]

在人物塑造方面，因董希文无法为领导人做写生，甚至连速写都不行，只好收集、参考照片和电影里的形象。[註 6]董希文根据影像资料中明暗对比较强的形象，自行绘制了平光中的美术形象，使画中人物和谐、统一。为了避免呆板单调，董希文借鉴《步辇图》、《历代帝王图》、唐代敦煌壁画和明代肖像画的处理方法，不仅表现了领导人的外在仪表，还刻画了其内在精神和气质。[22][4]

《开国大典》有鲜明的民族风格。色彩上，此画用碧蓝、大红、金黄构成基调，用蓝色、棕色、绿色加以调和。色调近乎纯色，与西方绘画传统的灰色调大不相同。画中的地毯、柱子、宫灯、红旗都是红色，既带来了喜庆气氛，也加入了庄严、隆重的感觉。地毯的图案、柱子、栏杆等等带有典型文化符号隐喻性。综合这些元素，《开国大典》体现了中国特别的审美趣味。[22]艾中信评价说，此画“创造了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油画新风貌”[7]。徐悲鸿曾评价说，董希文圆满完成了任务，应得一百分，但是缺少一些油画特色，应该扣掉五分。但是，很多画家认为这反倒是《开国大典》的成功之处，如果遵照传统油画的用光、设色，作品不会有如此热烈的气氛。[20]一些画家认为，相比董希文此前创作的《苗女赶场》（1943）、《哈萨克牧羊女》（1947）、《迎接解放》（1949），《开国大典》在艺术道路上有些后退，民族特色不及前三者。[7]

2001年11月下旬，董希文的女儿董一沙将上海广元艺术工艺品有限公司和北京工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告上法庭。事情的起因是，1999年7月上海广元公司公开声明已获得中国革命博物馆授权，限量制作15,000件金箔画《开国大典》，北京工美集团参与了销售。2002年3月6日，一审第一次开庭即将结束时，原告当庭决定将中国革命博物馆追加为被告。[23][24]2002年6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董希文逝世后，其遗孀及子女作为合法继承人有权继承董希文对作品的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中国革命博物馆仅有展出权，革博和上海广元侵犯了著作权人的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一审判决被告在10日内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6万元人民币，并在判决生效后30日内登报道歉。被告不服，提出上诉。2002年12月1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上诉。[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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