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步高

徐步高於1993年投考加入皇家香港警務處，成為警員[lower-alpha 4][6]，在警察訓練學校畢業時獲得頒授銀笛獎；徐步高的射擊技術相當優異，在警察訓練學校練靶場及模擬銀行劫案中的射擊訓練均全部命中目標，獲得滿分。在2001年至2005年年期，徐步高接受每季一次的射擊訓練及週年考試，每次均48發全部命中目標，獲得滿分，而根據練靶場紀錄，徐以右手開槍。此前，徐步高在香港義勇軍服務時，曾經訓練左手開槍，他本人曾經向上司表示，自己左右手開槍皆靈活[16]。徐步高曾經向胞弟及友人表示警務沉悶、浪費青春，並且有意辭職[6]。1994年至2005年年間，徐步高先後被派駐東九龍總區警察機動部隊、機場警區（啟德）、機場警區（赤鱲角）、青衣分區、大嶼山北警區及所屬的竹篙灣警崗，擔任警車車長及駐守於軍裝巡邏小隊。

徐步高在1996年至2001年間，先後4次報考「警員／高級警員擢升警長升級檢定考試」[lower-alpha 5][17]，其中於2000年8月舉辦的一次考試，他以68分成為在2,105名考生中的優異生，獲得警察官方刊物《警聲》訪問[18][19]。1998年7月，由於徐步高處事冷靜，能夠獨立地處理糾紛而獲得上級賞識，推薦徐參加晉陞警長的面試遴選，惟其資歷與累積的「指揮官嘉許」不足，晉陞失敗。雖然徐其後多次報考晉陞警長的筆試，惟自1999年起再無向上級自薦晉陞。1999年至2003年間，徐步高前後3次投考機場特警組，第一次因為性格過於自我，不接納他人意見而不被錄用；另外兩次則是因為體能不合格而不能通過遴選[4]。

徐步高多次轉換崗位與晉陞均不成功，接連作出一些怪異行為，例如於2002年至2005年駐守青衣分區軍裝巡邏小隊期間，徐曾經在一更內發出30張檢控違例告票，在警署每月月結上，徐的檢控違例告票發出數量更是整個青衣分區之總和；徐步高前往中國大陸消遣時，在羅湖關卡高呼「平反六四、打倒共產黨」的口號；在警署餐廳用餐時又高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於2004年7月1日，以披麻戴孝的打扮，手持寫有「民主」二字的相架，高調參與七一遊行[4]。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在東涌警署由徐步高所使用的儲物櫃內，發現兩本日記簿及一份綠色文件夾，記錄徐步高於2005年曾經跟蹤多名政治人物，包括鄉議局主席劉皇發、香港立法會議員黃宜弘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鄔維庸，載有跟蹤內容、定時觀察及車牌紀錄，又記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馬力、張學明及工聯會議員陳婉嫻座駕的車牌，記錄了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居住在嘉慧園。日記亦記載了解放軍駐港部隊在槍會山軍營及白加道司令員官邸的守軍換班時間，動機未明[30]。

徐步高生前駐守的大嶼山北警署。他於2006年3月16日晚上11時48分下班離開警署後，策動翌日凌晨發生的尖沙咀警員槍殺案

心理服務課警察臨床心理學家徐佩宏透過家庭訪問及徐步高生前寫給妻子的16封私人信件，分析徐步高的成長階段。童年時代，徐步高被父母刻意栽培為愛國青年，刻苦耐勞，有高度的自信心與自律能力。徐步高並無不正常的經歷，儘管於7歲時遷居香港存有適應問題，只是整體生活快樂活潑，他亦學會壓抑情緒及掩飾痛苦。青年時期的徐步高非常懂事，廣泛的閱讀使到他比較同輩突出，而他亦試圖證明自己獨立，可以照顧自己。徐步高的父母於1990年婚變，及其本人的會考成績不理想，對徐步高造成一定打擊，徐步高將責任歸咎於父親，並且隱藏自己的悲痛[31]。

1993年至1998年期間，是徐步高加入警務處及建立家庭的人生階段。雖然徐步高在警察訓練學校表現出色，惟開始遇到不少負面評價，被同學批評為自私及傲慢等，徐步高經常以其在學堂的優異成績來表現自己，不過上司對其表現評價一般，使到他雖然在學校及內部考試成績均優異，仍然沒所作為。徐步高於加入警務處前認識其妻子，兩人結婚後建立了甚為美滿的家庭，在此階段徐步高的生活亦算健康正常，面對晉陞警長失敗亦沒埋怨別人，只覺得自己原地踏步，一無是處。1998年，徐步高母親向徐步高坦誠婚變是個人責任，與他父親無關，令到徐步高無法理解，他的思想與行為亦多次出現矛盾。同年，徐步高向妻子留下16封信件後，與胞弟前往中國大陸展開3,000公里長的單車之旅，以抒解工作與生活所遇到的困難[31]。

1998年至2001年期間，是徐步高心理狀況的轉折期。徐步高放棄晉陞警長，並且申請任職車長10年，後來他感到後悔，同時多次申請加入精英部門，惟不成功。徐步高放棄晉陞警長，卻連續參加升級筆試，成績理想雖然令他自覺比較優勝，而工作上亦一直期待表現與挑戰自己，惟不獲上司的認同，事業原地踏步，對徐步高帶來不忿與不安。個人生活方面，結婚後遷居東涌的徐步高感到自己跟家人與朋友疏離，生活苦悶單調，因而曾經有過離婚的打算，並且開始嫖妓解悶[31]。

2001年，踏入30歲的徐步高突然得到一筆來歷不明、約50萬港元的金錢，其後向友人借出地址以申請12個投資戶口、8個儲蓄戶口，總共存入55.7萬港元。徐步高面對這筆「不義之財」，令到一向奉公守法的他內心掙扎不已，即使於2002年與家人同遊加拿大仍然難以開懷。徐步高於1998年致函妻子的信件中透露，他打算還錢予父親，惟徐父於2002年要求他償還近80萬港元欠款，以幫助他置業，卻遭到當時擁有50餘萬港元儲蓄的徐步高所拒絕。專家認為徐步高的反常做法，顯然在動用這筆款項上有「難言之隱」，本身亦為了秘密管理金錢而造成了極大的困擾。2003年，徐步高在金融市場上投資失利，損失了37萬港元，令他懷疑自己的能力，感到混亂與沮喪，但是無處宣洩，加上晉陞屢遇挫折，令他的怪異行為於2004年升級，例如他在申請智能身份證時，無端在職業一欄上填上「無業」，而不願意寫上警察的身份。他亦開始對政治感到高度熱情，深信要剷除虛偽的統治者，又曾經在警署飯堂用膳時無故大聲唱起國歌，又大叫共產黨下台[32]。

徐佩宏並假設徐步高涉及三宗案件分析其心理，推斷徐在梁成恩案前已經策劃行劫，而他本身升職不遂，加入精英部門又不成功，令其挫折感加劇，更認為自己是制度的受害者。故此希望借搶奪警槍以辱警隊，當時未必打算殺人，但是他在案發後必須將事件合理化，不斷說服自己：他所殺死的梁成恩及Zafar Iqbal Khan護衛會由警務處及銀行來協助兩人的家屬，藉此降低罪惡感。而2001年的兩宗案件則使到徐步高內心不安，令其心理問題持續惡化，加上2003年至2004年年度，他首次在評核報告中成績退步，導致他再次萌生犯罪計劃，自信奪取兩支警槍為使命，惟難度更高，他可能計劃了數個月，亦顯示他自信及能單獨行動[33]。

當警方消息於2006年3月17日下午公佈了疑犯是徐步高之後[lower-alpha 9]，香港多份報章均於2006年3月18日刊登了香港城市大學犯罪學課程研究中心主任黃成榮的訪問，以剖析其犯罪的心理因素。黃成榮認為，徐步高出現了迷亂理論的情況。他將徐步高個案套用在理論上，指出他因為在多次考試中都不能成功晉陞，引起了他對上司的不滿，但又不能向其反映意見，結果只好在外面的世界尋求滿足和成功感而犯案，目的是宣洩不滿的情緒。而徐步高的內向性格，令他可能會把自己看作為受害人，並形成了自己永遠是最好的自大心理，而其他人則是錯誤的偏執想法，造成他表面上仍極度理智、深藏不露，家人及同僚未必能夠察覺有異樣[34][35][36]。

黃成榮認為徐步高曾因在警隊的升級檢定試取得優異成績，而獲得警隊官方刊物《警聲》訪問，令他對升級為警長存有很大期望。可惜其後屢次考試均告失敗，令他有感「時不予我」及委屈，印證了「迷亂理論」及當中的「心理變異」狀態，故此只好透過搶奪手槍及行劫來取得財富而達至個人滿足，以彌補未能升級的「金錢損失」及「心理創傷」。由於徐步高是曾接受嚴格訓練的警員，熟悉警方辦案手法，加上警方掌握徐步高的資料，他為了其身份不被揭露，故他犯案時，他需要戴假髮來掩飾，並在犯案時必須殺死有關的人士，以免警方能夠從線索中追查出其真正身份[34][35][36]。

警方邀請美國聯邦調查局刑事調查專家麥克納馬拉（）對徐步高的人格作心理評估。他根據警方提供的證人供詞，認為徐步高可能患有分裂性人格障礙[lower-alpha 10][37]。他指徐步高相當注重個人體能，但只喜愛個人運動，不會出席同僚的飲宴及慶祝等社交場合，可見他為人孤獨，不需要社交成就，只爭取事業上成功。可是他4次投考警察精銳部隊失敗，加上不理解自己「努力不懈地」發出違例告票卻得不到上司賞識，反而上司要求他多做打擊罪案工作，而不是抄牌，徐步高又未能滿足指示，認為上司針對他，構成很大挫敗感。最後追求刺激的他遂將想法付諸行動，去埋伏及殺害同袍，甚至光天化日下打劫，以追尋於軍裝生活中得不到的滿足感[38]。

然而，有關觀點被其後出庭作供的青山醫院法醫精神科主管阮長亨反駁，他指有關說法只是片面評估徐步高的心理狀況，而且涉及人格障礙的特徵必須持續出現，並對當事人構成很大痛苦，才可判定他屬精神病患者。徐步高於工作上無顯著退步、與家人有親密關係、性格亦無特殊改變，故不能滿足精神病者應具備的診症標準。他指徐步高自戀、妄想及反社交，屬對社會有特殊想法的「性格問題」，而不一定是分裂性人格障礙[39]。

警方邀請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犯罪學系主任教授博漢士（），分析徐步高的犯罪心理。他指徐步高說話帶有鄉音，存有異鄉人心理，雖然聰明而沒有機會繼續高等教育，在警隊又對事業不滿，與同事關係一般，一直鬱鬱不得志。在尖沙咀警員槍擊案發生前幾天，徐步高曾經在竹篙灣警崗受到女上司批評其工作和文書能力，可能激發他潛藏的挫敗及羞恥情感。在人際關係方面，徐步高與他人表面友好，實際上並不鞏固。徐步高與妻子關係因1998年發生婚姻危機而疏離，雖然他曾經寫信給妻子承認不忠，並因女兒其後出生而令關係一度修復，但他並沒有戒絕婚外性行為，兩人關係可能因為幼女而勉強維繫。而根據徐步高胞弟的證供，博漢士指徐步高不想與妻女同住，甚至認為妻子是他與朋友及家人疏離的原因[40]。

博漢士推斷徐步高可能有唐吉訶德式幻想，認為自己能改變世界。徐步高喜歡閱讀中外戰史，並高調表示自己對政治領導不滿，可能覺得自己能夠成為政治人物；而徐步高在家中床頭貼著寫有以下句子的A4紙張[40]：

- 活著，我該做什麼？
- 我生活的意義是什麼？
- 和平、安逸只會造成停頓
- 衝突及對抗、戰爭才有新生
- 古時　無知創造神。雷電、火山、颱風，人們無法解釋，就用神解釋
- 術士、巫師、修士、教宗有代神說話，統治階層成形
- 統治階層不能容忍人們對神的懷疑，這減低其合法性認受性

- 人生的目的是什麼？

顯示徐步高想從普通人，昇華到「神」的層面。徐可能以為自己超越或幻化為「神」，因為只有「神」才有權力奪去他人生命[41]。博漢士認為徐步高有格鬥性的性格傾向，加上其人格障礙，促使他以暴力解決問題，而他在1999年購入的東堤灣畔物業投資，承受經濟損失，博漢士相信徐步高認為是政府一手造成，並遷怒於象徵政府權威的警隊之上，因此使命感驅使及權力控制，是與本案有關的部分犯罪動機。而依據性格推測，徐步高認為無人可理解他，對他人不信任，相信徐步高犯案時不會有同黨[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