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道隣
徐道隣(1906年12月17日—1973年12月24日),名審交,字道隣,以字行,小名旭郎、九如,江蘇蕭縣人(今屬安徽省宿州市),西北邊防軍總司令徐樹錚之子,生于日本東京,中华民国政治人物、法学家。[1]屬孔宋系人馬。
徐道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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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 1907年12月4日 大日本帝国東京府 |
逝世 | 1973年12月24日 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 | (66歲)
国籍 | 大清(1907年-1912年) 中華民國(1912年-1973年) |
母校 | 柏林洪堡大學 |
职业 | 學者、政府官員 |
生平
徐道隣是江苏省徐州府萧县人(今属安徽省)醴泉村。清朝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二(1906年12月17日)生於日本東京。徐道隣是徐樹铮、夏宣夫妇的第三子。母亲夏宣为其取乳名“旭郎”。在老家的祖母岳氏为其取乳名“九如”(徐道隣在堂兄弟大排行中排第九)。在襁褓时,因保姆疏忽,徐道隣腿部受伤,造成终生残疾。到入学年龄,父亲徐樹铮为他取名“審交”,字“道隣”(取《孟子》“交隣國有道乎”之意)。长大后,得知史可法也字道隣,徐道隣仰慕史可法,故不再用“审交”本名,而以字行。[2]
1910年暮春,徐道隣和大哥徐審义,以及刚出生的妹妹徐樱,随父母返回中国,回到家乡徐州省亲。1912年春节前后,一家四口被父亲徐樹铮接至北京,居住在无量大人胡同。1912年,6岁的徐道隣在北京入私塾,父亲徐樹铮请清朝举人杨汉云在家中教读。1917年秋,母亲带徐道隣和徐樱到徐州照顾徐道隣的祖母,塾师杨汉云随行。徐道隣在徐州居住3年。直到1920年底,父亲徐樹铮因皖系在直皖战争中失败,避居上海英租界,才将徐審义、徐道隣接往上海读书,住在新闸路武林里。徐樱也和他们同住。[1][2]
1924年11月24日,徐道隣随父亲启程游歷歐洲。1925年,父亲返華,徐道隣留在威瑪德國学习。1925年12月,徐树铮被张之江綁架後殺死。徐道隣回中國,为遇刺身亡的父亲徐树铮奔丧。徐树铮曾經殺害冯玉祥妻子的叔父陆建章,冯玉祥力圖報復,於是命部將张之江殺徐树铮。1926年初,徐道隣再赴德國。用一年時間完成了高中三年拉丁文、法文、世界史、数学的學業。1927年6月,通过普鲁士邦教育部考试,具备高中毕业资格,进海德堡大学学习法科。后来转入柏林大学学习法律。1931年以论文《宪法的变迁》獲柏林大学的法學博士學位。[1][3][2]
1932年回中國,任職於南京國民政府國防設計委員會。1936年任行政院參議、司法組主任及訴願審議委員會常務委員。1938年7月,任中华民国驻意大利使馆代办。[1]中意断交后,徐道隣回国。此后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还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兼铨叙部甄核司司长三年,因徐道隣與同事相處並不愉快,有一次他还與考功司司长陈曼若當面争执,主要是徐道隣提出的政策主张不获同僚支持,故此任内三度遞交辭呈,但這三次,考试院院长戴季陶都支持並且慰留他。后来他转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1][3][4][2]
1945年日本二戰投降後,他辞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职务,在同年11月向重庆北碚法院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告發冯玉祥與张之江,指控二人杀害其父徐树铮,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已过行凶时刑法规定的杀人罪「追诉期十五年」,未接受他的诉状。他再提出“八年抗战,时效中断”,要繼續追訴,但军事委员会和法院再未理会。[3][2]1946年春,徐道隣转入学术界,出任上海同济大学法学院院长。[4][2]他还曾短暂担任江苏省政府秘书长。[2]1947年4月29日,行政院任命徐道隣為台湾省政府秘书长。[5]:8344
1949年5月27日,徐道隣的夫人芭芭拉带着3个子女坐船从上海赴美国。徐道隣留下搜集父亲徐樹铮的藏书,准备将书搜全就离开上海。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上海后,中国共产党当局两次请回想抱着书上船离开上海的徐道隣,希望他能留下来为新中国的建设效力。但徐道隣不肯改变初衷。[4]
1951年,徐道隣抵达台湾。到台湾后,他接受杂志记者采访,并写下一篇文章报告他近两年在上海见到的事情。由于其中他对中国共产党有所好评,遭蔣介石忌恨,被软禁十多年。1954年与芭芭拉离婚。徐道隣在臺灣再婚,与第二任妻子葉妙暎又生一子一女。1950年代,他曾在國立台灣大學、东海大学任教,讲授中国法制史和唐律,兼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及综合社会科学等课。1962年,解除软禁后的徐道隣带着台湾的妻儿来到美国。1962年7月应聘为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后来相继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1970年2月重返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教。[1][4][2]
著作
专著
- 《宪法的变迁》,Walter de Gruyter & Co. 1932.[2]
- 《唐律通论》,中华书局,1945年5月[2]
- 《中国法制史论集》[2]
- 《中国法制史论略》[2]
- 《行为科学概论》
- 《青年和人生观》
论文
- 《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的宪法概念》,《公法文摘》(德文),1932年[2]
逸事
1934年9月,《外交评论》杂志上发表了《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署名为“徐道隣”。1935年2月9日,鲁迅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曾对此文加以嘲讽,称“做的是徐树铮的儿子,现代阔人的代言人,他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 而蔣中正在該書的序文中說「民國二十三年秋,中日局勢更趨危急,正進入最後關頭,極思設法打開僵局,乃在病榻分章口述,而屬布雷同志筆錄其詳,以此為中日兩國朝野作最後之忠告,期其警覺,克免同歸於盡之浩劫。惟以當時政治關係,不便以布雷名義出之,乃托徐道鄰君印行」[6] 黄仁宇在《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说:此文发表后,“不久对方日本即看清此文最低限度为蒋介石授意所作,于是各刊物翻译转载,一时展开了和平谈判的空气。”蒋介石在1935年3月1日的日记中说:“(《敌乎?友乎?》)表明对日外交方针与态度,实为余政治生活中之一大重要事项。国民已有谅解,并多赞成,一月之间外交形势大变,欧美亦受影响,自信所谋不误。”[7]
家庭
参考文献
- 徐友春 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 徐州走出的民国宪法学先驱,彭城周末,2014-11-15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接上版)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 . [2015-03-0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5-20).
- . [2015-03-0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5-19).
-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韓信夫、姜克夫主編 (编). . 北京: 中華書局. 2011年7月.
- . [2018-04-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5-20).
- 王彬彬,《敌乎?友乎?》的前因后果,载 并未远去的背影,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
延伸阅读
- 《徐道隣先生纪念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