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綱吉

“生类怜悯令”一词中，“生类”“怜悯”皆为佛教用语，因此评价这一系列法令时，会不可避免地站在释家视角，甚至牵扯进其母桂昌院及隆光和尚。该令在各种捏造和创作中成为一种以犬类为主的极端动物保护法。

一些描述里，桂昌院为祈祷纲吉早日再得世子，向宠僧隆光寻求建议，于是隆光为满足这母子二人的愿想，更是为自己能享荣华富贵而不断进言怂恿，也就有了臭名昭著的“生类怜悯令”。

这一论说完全抛开当时的社会背景及具体的实施方针不提，只专注于恶意揣度历史人物的主观私念并加以放大抹黑，影响极其恶劣。早在上世纪末，冢本学已对这一“隆光进言论”的草率结论予以批判，其后大石慎三郎、山室恭子、根崎光男亦对此做了补充说明。

笼统地用“生类怜悯令”这一权宜性称呼来概括纲吉基于怜悯生灵所颁布的一系列法令，存在两大问题。

一是解读时不把人当生灵之一，恶意曲解原旨，刻意强调“生灵=动物”，夸大甚至捏造纲吉对动物的极端保护，却无视纲吉的法令中对老弱病残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给人动物的命大于人命的错误印象。

二，有些法令与怜悯生灵这一原则属交集而非并集，例如纲吉的禁枪令旨在加强社会治安，维护幕府统治，保护动物属附带的道德教化。有人射杀了一只鹤而被砍头，乍一看此人仅仅违反了生类怜悯令就被处以极刑，但他被砍头的最主要原因是非法持枪，威胁社会治安，滥杀动物是为其次。禁枪令最初的确强调不要伤害山林野兽，放空枪吓唬即可，但农民和庄稼依然受威胁，于是幕府在没收个人持有的猎枪后，会派专人前往受野兽威胁的村庄射杀之。

且猎人这一职业并不受限，纲吉并未因为自己怜悯生灵就剥夺靠捕猎为生者的工具。同样纲吉禁止钓鱼娱乐，但并未禁止以渔猎为生者捕鱼贩卖。

“生类怜悯令”中有关动物保护的法令最为人津津乐道，然事实上，要求路上百姓对狗下跪、打死蚊子即流放等荒唐法令，不见于幕府法令集，只见于《三王外記》《御当代記》等杂说风闻类的著作中。

①纲吉与正室·鹰司信子间虽无子嗣，但关系和睦，夫妻二人会一起观赏能剧或去往幕臣家中。德国医生·坎普尔的日记中记录了他觐见将军纲吉时的事，纲吉与正室·鹰司信子、侧室·阿传之方等女性一同于表殿（おもて，江户城中大奥为最深处，おもて为最外处）观赏他的歌舞表演，并且写到御台所信子非常美丽，纲吉则在御帘后对信子说：“那些人一直在往御台的方向瞅着呢，他们肯定知道坐在这的就是你。”

②业余时间纲吉酷爱读书做学问，能用唐音朗读儒家经典。他不仅招学者讲课，还经常亲自开课讲学，不仅给众多大名诸侯讲，去往幕臣家中时依然讲。此外纲吉热衷钻研能乐，并亲自登台表演。纲吉所留书画作品多达百余件，为德川十五代将军中的佼佼者。晚年，纲吉亲笔写下三个大字“思无邪”。

③按惯例，纲吉从小应由乳母甚至是乳父教导培养，家光的逝去让其生母桂昌院有了亲自教育纲吉的机会，因此放在同时代的中国封建王朝看尚属寻常的母慈子孝，于武士的惯例看只觉非比寻常。对武士而言，所谓生母只是为男人诞下后代的容器，不被允许参与育儿过程，和子女尤其是儿子关系不亲密才正常。结果，处于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阶级群体眼中的“非比寻常”经过渲染解读，桂昌院与纲吉的关系传递到现代就扭曲成了一对控制欲极强的母亲与对母亲言听计从的妈宝男形象[13]。

④传闻中纲吉好色无比，甚至对臣子妻女下手，然史实中，纲吉所拥后宫不过正室一人加侧妾三人（其中两人直到纲吉去世前两年才获得侧妾地位，且已年逾三十），在德川十五代将军里算少之又少的。

⑤纲吉并不喜欢狗，其在职期间，无论是他个人还是后宫大奥都没有养狗的记录。

⑥纲吉对身边人怀有深厚的感情，对女性较为体贴，Bodart-Bailey, Beatrice M认为这与他由母亲抚养长大有关，同样他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亦有这个因素。但武士社会中这样的人被当作另类，过往的解读中也将他这一面当作他没有男子气概、软弱无能、对严母言听计从的证明[13]。

⑦纲吉身边的女性在整个江户时代都属另类。其母桂昌院不仅对学问有着浓厚的兴趣，在那个女性不被要求会用汉文书写的时代，桂昌院还尝试用纯汉文书写。其侧用人柳泽吉保的侧室·正亲町町子具有极高的文学素养，所著日记《松蔭日記》是为了解江户中期武家上层社会礼节往来的重要资料之一。町子的日记中对纲吉的治世和为人给予高度评价。

⑧纲吉生活自律，崇尚节俭，极少饮酒，对珍宝异兽无半点兴趣。过往描述里将他形容成花钱如流水的昏君，却无确凿史料可以证明这点。Bodart-Bailey, Beatrice M于《犬将军》一书中愤慨地说道：“即便是如今，历史学家为了维持纲吉铺张浪费且不道德的形象，无不是按需引用史料。纲吉毕生前往柳泽吉保府前后不过五十八回就受批判，然其父家光一年去幕臣家的次数即多达四十二回，此事却从无人提起！”纲吉执政初期即拆除军舰安宅丸、大幅度削减狩猎开支，而过往记述中却只专注批判他修庙养狗[13]。

⑨纲吉忌讳死亡源自他的释家信仰，忌讳血液则源自神道教及儒家里的“秽”思想。同时他对雷电地震等超出人力范围的自然现象怀有敬畏之心。

⑩纲吉对儒家、释家、法家皆有钻研，并将此三家之精华融入各类政策中，取各家思想的可用、实用处为我所用，自始至终并未走向任何极端。在给柳泽吉保的书信中，纲吉写道（以下为书信原文）：「释迦孔子之道，专慈悲，要仁爱，劝善惩恶，真若车两轮，最可笃恭敬者也。然学佛道者，泥经录之说，离君遗亲，出家遁世而欲得其道。如此则世将至悉乱五伦。是可恐之甚也。学儒道者，泥经传之言，祭式常食禽兽，是以不厌害万物之生。如此则世将至悉不仁而如夷狄之风俗。是可恐之甚也。学儒佛者，不可失其本矣。」

⑪堀田正俊的日记中记载了臣下建议纲吉更名，在名中加入“家”字，纲吉则认为“纲”字是兄长兼主君所赐，不愿更改，并以二代将军德川秀忠的“秀”字举例，表示不改“家”也并无不合理[16]。其后八代将军吉宗也未改掉“吉”字，结合吉宗治世政策上多表现出对纲吉的推崇，他基于敬爱之心不改“吉”字亦属人之常情。一些推测里认为纲吉与吉宗属于临危授命，来不及改，或者并非嫡系，不具备改“家”字的资格，这纯属谬论。家纲五月去世，纲吉八月才受将军宣下，时间上不存在来不及一说。

⑫纲吉疑似患有侏儒症。大树寺安置了德川氏将军的牌位，牌位长度据说即是将军本人身高，而目前已被开棺考古的数名将军的遗骸身高与牌位大差不差。纲吉的牌位为124公分，且纲吉的铠甲非常小，与家宣少年时期的一般大小。铠甲上缀有鹰司家的牡丹纹家纹，因此推测铠甲的制作时间至少是纲吉与正室鹰司信子成婚之后，此时纲吉早已是成年人。

然目前未发现任何记录纲吉身形矮小的文字资料。坎普尔的记录中详细描述了纲吉正室鹰司信子的体格容貌，却半字未提及纲吉。可以明确的是坎普尔的记录并未被幕府发现，内容也不曾被删改。毕竟，他偷看的是将军之妻，此等详尽描述无疑是大不敬，但凡被发现，就不仅仅是删掉内容这么简单的事了。

此外大树寺的牌位高度尚有疑点，七代将军德川家继的牌位高约135公分，而家继去世时实岁不过6岁。1901年日本6岁男童平均身高为107公分，1950年为108公分，在成年男子平均身高仅155公分的江户时代，6岁的家继拥有135公分的身高亦匪夷所思，且其父母祖辈皆不具备异于常人的身高。遗憾的是，家继遗骨于开棺前已化水，已难考证其身高是否与牌位一致，纲吉的真实身高更待今后的开棺调查。

纲吉的改革和政策触犯了武士阶级的利益，是为其被抹黑到底的原因所在。武士站在武士的立场上对为自己这一阶级谋取利益的主君给予高度评价，譬如德川吉宗。反之对阶级背叛者予以罔顾事实的严厉批评，譬如德川纲吉。

纲吉从小就有过人的智慧，《德川实纪》中记载到其父家光常对侍奉纲吉的人说：“这孩子比其他人都要早慧，未来可期。但他既为人臣，言行举动若尽随才气与内心，恐怕会生出意料外的祸患。”

《武野烛谈》中又提到家光对其母桂昌院说：“我生于战乱时，从小只习武不习文，年轻时就开始治理国家，也没有读书的时间。这孩子聪慧得远超众人，你要教他以学问为重。”

后来家光又说：“德松应该知道的事也要说不知道，太过聪明伶俐会被竹千代（家纲）嫉恨。”

Bodart-Bailey, Beatrice M分析家光的内心还记得父母过于偏爱事事比自己优秀的弟弟忠长，在年幼的纲吉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的过去，故而千叮万嘱要让纲吉专注学问，远离武家正统教育。在当时，读书对武士而言并非正业，而是副业。

在学问上苦下功夫，又有母亲桂昌院的支持和鼓励，心怀仁爱上台的纲吉对庶民百姓投入大量的关怀，因此在百姓眼里，纲吉的评价并不坏。或者说后世所能看到的描述，本身基于有能力著书流传于世的武士之手，庶民百姓即使留有记录，也多消逸流散于时间的长河与战火纷飞中。武士阶级的文章里所谓天下第一恶法让百姓苦不堪言，而生活于元禄时代的井原西鹤，其著作中只提到元禄的繁华使庶民百姓受益颇多，丝毫未提过这一系列法令如何叫他受苦受难。

在幕府内部，纲吉是彻头彻尾的秩序破坏者和武士阶级的背叛者。

武士集团的上层门阀对江户幕府的将军所期待的从来不是独断专制，而在于其以军政府首脑的威严进行判断和裁夺。家纲正好是这样一个符合门阀期待的将军，在他执政的三十年里，前有保科正之，后有酒井忠清等一众能臣辅佐，他并不需要亲自做出什么重大决定。

又一酷爱批评纲吉的武门学者户田茂睡在《御当代記》中借酒井忠清之口说道「他（纲吉）不具备治理天下的资质」。从前的历史学家以这样的记述为第一手资料，却忘了这样的资料出自武士之手。历史学家们在评价纲吉时，先入为主地采信一些由武士阶级所写的评判，再基于这些从武士视角出发、有失偏颇的评判之上，去逆推纲吉的所作所为出于何种动机。

武士需要的首先是能保证他们家门与土地的强有力的军政府首脑，无仗可打的太平年代他们还需要一些参政议政的权力。而纲吉既不保证武士们的家门土地（改易减封），甚至严格考察蒙祖上余荫世袭某一官职的武士（整顿吏治），一旦有懈怠不作為即施以惩戒。如此改革，对於武士而言自然是無情無義無理取鬧的，如此主君，自然是不合格的、荒唐的。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纲吉的自我定位首先是“国君”，其次才是“主君”。纲吉的政治理想是圣贤君子之道，那么他的理想就势必要建立在武士的痛苦之上。

纲吉强调的“仁”与武士信仰的功勋武力相违背，它要求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以民为本、教化百姓、以德行服人，这等同于剥夺武士们的特权。一直以来武士眼里，庶民是他们可以任意处置的所有物，他们只需要奴役，而不用负任何责任。

纲吉从实际利益与精神世界阉割和改造武士，而吉宗走的路线是恰恰相反的。纲吉对大名十分严格，而吉宗不仅完全恢复鹰狩，还减轻大名武士们的负担。吉宗代表的是实实在在的武士阶级的利益，故而在掌控了绝大部分历史记录的武士群体中评价颇高。而在百姓眼里，苛敛诛求的吉宗其所谓的“米将军”一称，远比纲吉的“狗将军”更具讽刺挖苦之意。

德川纲吉相关研究有两波高潮，第一波集中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第二波集中于20世纪末至今。

第一波研究主要基于两种资料，一是幕府官方编撰的《德川实纪》，还有再往前，由柳泽吉保着人编撰的《宪庙实录》，此书后来献于八代将军德川吉宗。

二是新井白石《折焚柴记》、户田茂睡《御当代记》、太宰春台（疑）《三王外记》等对德川纲吉及其周围人和治世极尽批判和讽刺的私人性质记述，史学界称之为“杂说类”。

前者不一定比后者更具参考性，因《德川实纪》编撰于德川纲吉去世一百多年之后，幕府在编撰时参考了后者“杂说类”记述。而《宪庙实录》则被吉宗下令删减去纲吉的政绩。

第一波研究基于以上史料，再佐以一些民间逸话和虚实不明的创作，比如赤穗四十七浪士的武勇传，就形成了那一时期德川纲吉研究领域的基本论调——愚昧的昏君

1882年，田口卯吉在《日本开化小史》中批评纲吉政权弊病众多，前有大老堀田正俊专横，后有牧野成贞、柳泽吉保乱政，而「専制国君主」德川纲吉则是一昧耽溺于享乐，将国政交予「不良の宰相」。1883年刊行的《德川十五代史》其作者内藤耻叟更是猛烈抨击纲吉政权是「奸小得意」「人民怨咨」。

再往后纲吉政权的评价则从完全的否定演变成“前善后恶”派，同时也诞生了“毁誉贬褒各有”派。善的部分肯定元禄时代的繁荣和纲吉对学问的推崇等，恶的部分则是批评纲吉的生类怜悯令、过度信佛、骄奢淫逸等。

到了1925年，德富苏峰所著《近世日本国民史》中评价元禄时代为“大抵无可挑剔”，但同时又遗憾没能出现像样的经世家。德富苏峰不认为纲吉是昏庸的君主，他写道：“公平分析的话，（纲吉）决非暴君恶主，也非对歹行感到愉快的人。他有他的主义他的信念他的意见他的见识。”同时他又说纲吉“虽喜怒哀乐不定，性情偏倚，激情澎湃外却有着非常的执着和强韧”。

此外还有重野安绎、辻善之助对过去史学家的评价进行反驳，并且辻善之助还否定了柳泽吉保的“奸邪小人论”。

栗田元次在1927年的《综合日本史体系》中给予纲吉较高的评价，他认为纲吉从小聪明好学，精力旺盛，矫正家纲时代君权下移的弊端，恢复将军权威，尚儒崇佛，躬行忠孝，对幕府政治的文治化有极大贡献，其性格中的确有极端的一部分，但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因为一个缺点就舍弃诸多优点。在给予纲吉较高评价的同时，栗田元次亦对吉宗政权的保守复古予以相应批判。

然而无论史学界的评价如何转变动向，对于世间普通人来说远不如忠臣藏、狗将军来得有趣精彩，因此纲吉的研究很长时间没有更多的发展，人们更多关注的是逸话传说，还有与昭和繁华相提并论的元禄时代。

20世纪末，大石慎三郎等较为人所知的日本近世史学家登场。大石认为江户时代的武家上层社会普遍注重门阀与世袭，对从底层升上来的武士报以轻蔑，因此不在意出身而只论能力拔擢人才的纲吉在武士阶级间难得好评，顺带着柳泽吉保也被批判甚至是污蔑，因柳泽吉保最初只是500石的底层武士，最后却成为15万石甲府藩藩主。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史学家几乎都出自武门后裔，他们的立场本质上与新井白石、户田茂睡等对纲吉政权极尽批判言辞的18世纪初的学者别无二致。大石慎三郎批评他们将基于江户等级观念所创造出的私人性质的记述原封不动地拿来评价历史人物。

此外还有塚本学率先对“生类怜悯令”投以极大关注，所著《有关生灵的政治》《德川纲吉》等书成为后来的研究基石。

视线离开日本，20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德国学者Beatrice M. Bodart―Bailey先后出版《坎普尔与德川纲吉》《犬将军》等著作，这些作品被引进日本，为纲吉研究领域提供了崭新的分析视角。Bailey在栗田元次和大石慎三郎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对纲吉予以恶评的多为被纲吉的行政改革整治的武士群体，纲吉所颁布的“生类怜悯令”是为约束武士的重要一环。

而山室恭子更是于《黄门大人与犬公方》一书里阐述因触犯“生类怜悯令”而获罪的，三分之二为武士，庶民百姓即是有同等恶行也大多被宽大处理。剔除“杂说类“中来源不明的传闻和记载，“生类怜悯令”并不多奇葩，因此也很难说“生类怜悯令”是否真的给人民群众带去无尽的麻烦。

本世纪以来对纲吉的重新评价是从多方面的。

一是近世经济的研究发展洗刷了货币改铸的冤屈，过往的历史学家轻信新井白石的《折焚柴记》，不加丝毫分析且想当然地认为货币改铸必定导致物价腾飞，百姓怨声载道，而幕府坐收五百万两利益以供纲吉奢侈。但近年的研究却显示元禄时代的物价上涨是温和且健全的，每年平均只有3%通胀率，在纲吉的支持下推行货币改铸的荻原重秀比凯恩斯早200年领悟货币经济的原理，是当之无愧的经济学天才。且纲吉之后的德川家宣、德川吉宗在面对财政问题时最终的解决办法都是改铸货币。

其二在于侧用人政治的研究彻底洗刷了柳泽吉保“奸诈小人”、“媚上权臣”之类的恶名。吉保的历史形象转变为能力极强且品格高洁的秘书长，对上尽忠却不愚忠，会找适当的时机劝谏主君纲吉，并自述只会媚上的臣子不值得称赞，切实为主君考虑的才是好的。吉保与家宣关系良好，若非高洁的品格与卓越的能力，他不可能将十五万石完美交与长子继承，又在家宣这里全身而退。

其三则是“生类怜悯令”的研究，以及对纲吉信仰问题的重新探讨。这一领域取得了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发展，是19世纪末以来左右纲吉政权一系列评价的关键所在。

※日期＝舊曆

• 承應二年（1653年）八月十二日，元服。同日，敘任從四位下右近衛權中將兼右馬頭。同月十七日，昇敘正三位。
• 寬文元年（1661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補任參議。
• 延寶八年（1680年）五月七日，成為將軍後繼者。同日，任正二位權大納言。八月二十二日，任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征夷大將軍、源氏長者宣下。
• 寶永二年（1705年）三月五日，右大臣
• 寶永六年（1709年）一月十日，逝世。同月二十三日，贈正一位太政大臣。

• 父：德川家光
• 母：阿玉之方（桂昌院）
• 兄弟姊妹
  • 姊：千代姬
  • 兄：家綱
  • 兄：龜松（早夭）
  • 兄：綱重
  • 弟：鶴松（早夭）
• 妻妾
  • 正室（御台所）：鷹司信子 （淨光院）
  • 側室：於傳之方（瑞春院）
    • 側妾：大典侍（寿光院）、新典侍（清心院）

阿传之方虽有说法是黑锹者出身，事实上其祖母与德川家纲生母·宝树院的母亲是为姐妹（《女中帳》）

另外直到纲吉去世两年前（1707年），大典侍与新典侍是作为地位次于右卫门佐的女官在大奥工作，并非纲吉正式的侧妾。

1707年，年过三十的二典侍从大奥高级女官名单中消失，加之纲吉赐下单独的宅邸供二典侍居住，此后二人被认为是正式成为了侧妾[18]。

据柳泽吉保的日记记载，1708年他已在为纲吉退位后的居所选址和建造着手，因此可以推测1707年纲吉给予两位侍奉左右长达15-18年的典侍相应的赏赐，是以此保障她们此后的物质生活。

大典侍的地位与待遇要高于新典侍，并且1708年，纲吉还自大典侍出身的清闲院家过继来养女竹姬。就将军养女普遍的优越出身而言，清闲院家的竹姬并无资格成为纲吉养女，但纲吉的长兄德川家纲曾有一因难产而死的侧妾·乌丸振，其养父乌丸资庆的正妻则出身清闲院家。故而福田千鹤认为大典侍及清闲院家的待遇之所以如此特殊，应与乌丸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通常说的“侧室”并不能概括正室（正妻）以外的所有女性，也完全不等于“妾”。正室以外侍寝过的女性仍要分法律地位仅次于正室的侧室（侧妻），以及更低一等的侧妾。侧妾中还要分脱离劳动与未脱离的。

成为侧室的条件极为严格，例如纲吉生母桂昌院即便诞下男孩也并非家光的侧室，家光的大奥中唯一成为侧室的是四代将军德川家纲的生母·宝树院阿乐[19]。

此外传闻柳泽吉保侧室·饭塚染子原为纲吉之妾，纲吉将她赐予吉保时已经怀孕，故而后诞下的柳泽吉里被怀疑是纲吉的孩子。此传闻无史料证实，与纲吉抢占牧野成贞妻女同系逸话谣言。

• 子女
  • 長女：德川鶴姬
  • 長子：德川德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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