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學派

揚州學派，清初乾嘉學派的重要分支。

揚州學派起於揚州，[1]淵源自顧炎武，盛於乾隆中葉，[2]接承吳派、皖派，表現在形聲訓詁之學、典章制度之學，兼及金石、銘文、戲曲、諺謠等。[3]张舜徽《清代揚州學記》提到：“無吳、皖之專精，則清學不能盛；無揚州之通學，則清學不能大。”如汪中、焦循等人，在乾嘉時期即已有“通儒”之譽。[4]

揚州學者在其學術表現方面，是屬於「博通」的代表學派，其治學方向亦屬多元，如淩廷堪專精於《三禮》，王懋竑、朱澤澐專精於朱子學，劉文淇專精《左傳》，劉寶楠專精於《論語》。[5]其中，劉文淇以積四十年之功撰寫《左傳舊注疏證》，僅及“長編”即遽然長逝。其子劉毓崧繼之，亦未就而卒；其孫劉壽曾再繼志之，僅撰至“襄公四年”又抱憾而逝。使得孫詒讓感觸說：“發憤千秋大業，虧於一簣。”[6]

代表人物

高郵

王念孫：著有《廣雅疏證》、《讀書雜志》等。
王引之：著有《經義述聞》、《經傳釋詞》、《周秦、春秋名字解詁》、《太歲考》等。

江都

汪中
汪喜孫
黃承吉（1771-1824）：原籍安徽歙縣。著有《經說》、《讀周官記》、《讀毛詩記》等。
淩廷堪（1757─1809）：原籍安徽歙縣。著有《禮經釋例》。
凌曙（1775-1829）：著有《四書典故覈》、《董子春秋繁露注》、《春秋公羊禮疏》、《春秋公羊禮說》、《春秋公羊問答》、《儀禮禮服通釋》、《禮論略鈔》等書。

甘泉

江藩
焦循（1763─1820 ）：著有《雕菰樓易學三書》、《群經補疏》、《孟子正義》等。
焦廷琥

儀徵

阮元（1764－1849）：組織編纂《經籍纂詁》、匯校《十三經注疏》等。
劉文淇：著有《春秋左氏傳舊疏考證》。
劉毓崧：劉文淇長子，續寫《春秋左氏傳舊疏考證》一書，未竟書而卒。另有《周易、尚書、毛詩、禮記舊疏考正》四卷、《經傳通義》等書。
劉壽曾：劉毓崧長子，續寫《春秋左氏傳舊疏考證》一書，未竟書而卒。

興化

任大椿
劉熙載（1813-1881）：著有《藝概》一書。

寶應

劉台拱（1751-1805）：著有《論語駢枝》、《經傳小記》、《論語補注》等書。
王懋竑（1668—1741）：著有《朱子年譜》。
朱澤澐
朱光進：朱澤澐之子，少承家學，著《讀禮偶鈔》。
朱彬：著有《經傳考證》、《禮記訓纂》。
劉寶楠
劉寶樹
劉恭冕（1824-1883）
成蓉鏡（1816-1883）：著有《春秋世族譜拾遺》、《鄭志考證》、《釋名補證》等。
劉嶽雲
劉師培

注釋

張舜徽的《清代揚州學記》說明清代的揚州府治領二州（高郵、泰州）、六縣（江都、甘泉、儀徵、興化、寶應、東台）。
尹炎武在《劉師培外傳》中說：“揚州學派盛於乾隆中葉。任、顧、賈、汪、王、劉開之；焦、阮、鍾、李、汪、黃繼之。凌曙、劉文淇後起，而劉出於凌。師培晚出，席三世傳經之業，門風之盛，與吳中三惠、九錢相望。”
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
阮元對汪中之學術予以高度評價，嘗云：“有陋儒之學，有通儒之學。何謂陋儒之學？孚一先生之言，不能變通，其下焉者，則惟習詞章、攻八比之是務，此陋儒之學也。何謂通儒之學？篤信好古，實事求是，匯通前聖微言大義，而涉其藩籬，此通儒之學也。吾鄉有汪君容甫者，……殆所謂通儒之學者。”（阮元：〈傳經圖記〉）
焦循《雕菰集》卷二十一〈李孝臣先生傳〉結論揚州治經之盛：後學焦循曰：「吾郡自漢以來，鮮以治經顯者。國朝康熙、雍正間，泰州陳厚耀泗源，天文歷算，奪席宣城；寶應王懋竑予中，以經學醇儒為天下重。於是，詞章浮縟之風，漸化於實。乾隆六十年間，古學日起，高郵王黃門念孫、賈文學稻孫、李進士惇，實倡其始；寶應劉教諭台拱、江都汪明經中、興化任御史大椿、顧進士九苞，起而應之，相繼而起者，未有已也。」
孫詒讓〈劉恭甫墓表〉云：“嘉慶之季，為義疏之學者，又有劉先生孟瞻，治《春秋左氏傳》，謂鄭、賈、服三君古義，久為杜氏所晦蝕，孔疏不能辨也。乃鉤稽三君佚注，精校詳釋，依孫氏《尚書疏》例，為《左氏疏證》。凡杜、孔所排擊者，糾札之；乾沒者，表著之。草創四十年，《長編》裒然，《疏證》則傴寫定一卷，而先生遽卒。其子伯山先生繼其業，亦未究而卒。伯山先生長子恭甫知縣，紹明家學，志尚閎遠。念三世之學，未有成書，創立程限，銳志研纂。屬稿至襄公四年，而恭甫又卒。千秋大業，虧於一簣，斯尤學人所為累欷而不釋者已。”

參考書目

趙航：《揚州學派概論》
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
《扬州学派年谱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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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舜徽的《清代揚州學記》說明清代的揚州府治領二州（高郵、泰州）、六縣（江都、甘泉、儀徵、興化、寶應、東台）。

[2] 尹炎武在《劉師培外傳》中說：“揚州學派盛於乾隆中葉。任、顧、賈、汪、王、劉開之；焦、阮、鍾、李、汪、黃繼之。凌曙、劉文淇後起，而劉出於凌。師培晚出，席三世傳經之業，門風之盛，與吳中三惠、九錢相望。”

[3] 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

[4] 阮元對汪中之學術予以高度評價，嘗云：“有陋儒之學，有通儒之學。何謂陋儒之學？孚一先生之言，不能變通，其下焉者，則惟習詞章、攻八比之是務，此陋儒之學也。何謂通儒之學？篤信好古，實事求是，匯通前聖微言大義，而涉其藩籬，此通儒之學也。吾鄉有汪君容甫者，……殆所謂通儒之學者。”（阮元：〈傳經圖記〉）

[5] 焦循《雕菰集》卷二十一〈李孝臣先生傳〉結論揚州治經之盛：後學焦循曰：「吾郡自漢以來，鮮以治經顯者。國朝康熙、雍正間，泰州陳厚耀泗源，天文歷算，奪席宣城；寶應王懋竑予中，以經學醇儒為天下重。於是，詞章浮縟之風，漸化於實。乾隆六十年間，古學日起，高郵王黃門念孫、賈文學稻孫、李進士惇，實倡其始；寶應劉教諭台拱、江都汪明經中、興化任御史大椿、顧進士九苞，起而應之，相繼而起者，未有已也。」

[6] 孫詒讓〈劉恭甫墓表〉云：“嘉慶之季，為義疏之學者，又有劉先生孟瞻，治《春秋左氏傳》，謂鄭、賈、服三君古義，久為杜氏所晦蝕，孔疏不能辨也。乃鉤稽三君佚注，精校詳釋，依孫氏《尚書疏》例，為《左氏疏證》。凡杜、孔所排擊者，糾札之；乾沒者，表著之。草創四十年，《長編》裒然，《疏證》則傴寫定一卷，而先生遽卒。其子伯山先生繼其業，亦未究而卒。伯山先生長子恭甫知縣，紹明家學，志尚閎遠。念三世之學，未有成書，創立程限，銳志研纂。屬稿至襄公四年，而恭甫又卒。千秋大業，虧於一簣，斯尤學人所為累欷而不釋者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