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迫害

1930年6月4日，芬兰瓦萨，右翼拉普亚运动成员在瓦萨骚乱中袭击了一名前红色军官和共产主义报纸出版商。

政治迫害往往伴随着暴力，根据（发生此类行为的）国家的法律，暴力或屬合法、或為非法。[9]

暴力既可以通过杀害反对派成员直接消除政治反对派，亦可通过灌输恐惧间接消除政治反对派。

军警镇压也可以作为一种手段，当政府面对群众抗议和示威活动时，镇压似乎是唯一的解决方案。然而，这种方法会给执政者带来一个双重的代价。

首先政府需要将权力分配给军队，以实施镇压。但当军队获得过多的权力时，他们可能会反抗独裁者。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多次发生过，如匈牙利十月事件和智利政变。因此，执政者需要非常小心地平衡自己和军队之间的权力关系。

镇压虽然可以控制群众，但也可能导致反弹动员和反政权态度的增加。当政府使用暴力手段对待示威者时，受到暴力镇压的人会带有更强烈的反政权态度，并将这种情绪传递给下一代。因此，国家镇压可能会导致反对政府的情绪在未来数十年内持续存在。

阿拉伯之春就是一个例子。政治压制、经济不平等和腐败导致了群众起义。政府对示威者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但这只是暂时地控制了局势。事实上，这种镇压加剧了反政府情绪，激发了更多人参加抗议活动。并证明了一些阿拉伯国家对军事叛变的脆弱性。因此镇压或许只是一种短期的权宜之计。

政治镇压有时伴随着不容忍。这种不容忍表现为歧视性政策、侵犯人权、警察暴行、监禁、灭绝、流放、勒索、恐怖主义、法外处决、即决处决、酷刑、强迫失踪以及对政治活动家、持不同政见者和一般民众的其他惩罚。

当国家批准和组织政治镇压时，就可能出现国家恐怖主义、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的情况。系统和暴力的政治镇压是独裁、极权主义和类似政权的典型特征。

在这些政权中，警察和秘密警察、军队、准军事团体和敢死队可以实施政治镇压。有时，一些政权认为对其他国家实行民主政治镇压和国家恐怖主义是其安全政策的一部分，如中華民國大陸時期的戡亂與在對台灣實施的白色恐怖。

镇压对独裁者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因为他们经常被要求将权力分配给军方。虽然镇压可以控制群众，但当军方被赋予太多权力时，它或许能够反抗独裁者。[14] 在阿拉伯之春期间，政治压迫、经济不平等和腐败导致民众起义，证明了一些阿拉伯国家易受军事叛逃的影响。

国家镇压有时会导致持续数十年的反弹、动员和反政府态度的增加。那些遭受暴力镇压的人带有更强烈的反政府态度，并将这种情绪传递给下一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父母遭受了更多暴力的青年在那时有了更强烈的反对当局态度。 [15]

间接受到压制的人自我报告对领导人和执政党有更高的信任度。在罗伯特·穆加贝领导下的津巴布韦就观察到了这种现象，在临近选举的时候，即使社会和经济条件不断恶化，镇压的影响也越来越大。[16] 压制在一个国家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偏好造假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在公共场合表达的偏好与他们私人的偏好背道而驰。[17] 在被指在媒体和公共文化中进行高度镇压活动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00%的公民在“别无选择”的议会选举中投票，这样国家就可以识别脱北者。朝鲜公民被要求完全忠于朝鲜最高领导人，如果他们选择直言不讳，就必须牺牲自己的人身自由或人身安全，包括战俘营、酷刑、强迫劳动和处决威胁在内的镇压措施只是叛逃的部分代价。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包括互联网审查、摄像头监控等大规模监控行为，其中利用了人工智慧、人臉辨識、指纹识别、声纹识别、虹膜识别、大数据分析、DNA检测等技術，与中国大陆的社会信用体系紧密相连。[18][19]与此同时，不少中國本土的科技企業也有参与本國的大規模監控計劃，主要包括海康威視、商湯科技、华为、中兴等。[20][21][22][2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