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注

在1923年，他創作的《文心雕龍講疏》（《講疏》）已經完稿，1925年由天津新懋印書局出版，當時尚以《文心雕龍講疏》一名發行。全書約500多頁，約有近30萬字左右，不計算《文心雕龍》原文則有20萬字。書前有約一千字的自序，以及是梁啟超的序。在自序中，他除了說明自己的創作背景之外，也說明了《文心雕龍》的一些要義。《講疏》中注文分插在各篇的分段之下。[4]

1927年，范文瀾回到了北京，並先後在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學校任教。北京作為當時的文化中心，為作者重新修訂帶來良好的條件。對比兩個版本，作者新補了條目375條，修改了條目721條，刪除了條目31條，當中只有223條的注解是沒有修改。因此，范文瀾對於《文心雕龍講疏》可以說是回爐重造。[2]^:179-181

當時，作者和孫蜀丞、趙萬里、陳准等人交流之下，得到了《文心雕龍》很多的善本和最新的校勘資料。作者在寫作《講疏》的時候，曾表示「以未見此本（顾千里、黄荛圃合校本）為恨」。通過陳准，作者看到孫詒讓手錄的顧黃合校本，並以此校讎文本。此外，孫蜀丞所校的唐寫本、明抄本《太平御覽》、《太平御覽》[註 1]三種版本也為他的校正帶來了方便，而孫氏對於唐寫本的研究也被錄入了書內。趙萬里當時在《清華學報》上的《唐寫本文心雕龍校記》也被摘錄進去。但是正文主要摘錄的都是孫蜀丞的校語，趙萬里的校語只是佔少數。[5]^:644-653

另外，作者也試圖消解初版中的講疏體色彩。例如在《原道》之中，作奢引綠了大量劉師培《論文集記》和黃侃《札記》中的內容，而在《注》中，作者改為引用了孫蜀丞的說法、《周易音义》、《说苑·反质篇》和《吕氏春秋·慎行论·壹行》等引文。又例如是《諸子》一節，作者本來在其中說明《諸子》中的思想應該如何在現實中致用，但是在修訂之中，作者刪去了主觀言辭，改為說明當中的出典。[5]^:653-656

針對於過於倚重《文心雕龍札記》和《文心雕龍輯注》的問題，范氏盡可能淡化當中的影響。在《輯注》方面，以《書記》篇為例，作者引用了《輯注》23條，在修訂後只餘下一條。而且修訂當中，一些稍微變更者直接刪去「黃注引」等字句，直接引錄書籍原文以達到減化影響的作用。[5]^:656-661

1929年，北平文化學社出版了《文心雕龍注》，兩者的體例大致相同，但是字數由《講疏》的20萬字，增加至40萬字[4]。一共分為三冊，上冊為原文，下中冊為注文。上中冊於1929年出版，下冊於1931年出版[lower-alpha 3]^:1。和講疏對比，范注中例言中隻字沒有提《講疏》，也沒有提及《札記》，只是在書中略為和陳漢章並列而提。而梁啟超為范文瀾所作的序都沒有錄入范注之中。王運熙表示，這種情況「似覺奇怪」。[4][1]^:24-25有學者認為，這個現象是范文瀾不希望《講疏》為人所知所致的。范文瀾雖然自稱自己是因為教學需要寫成《講疏》，但是范氏同門（刘赜、骆鸿凯）都和他同校，而他們所擬的教材以經史子書為主，沒有包括《文心雕龍》。而駱鴻凱在1922年探望過黃侃，以致黃侃可能在《文心雕龍講疏》發表前己經知道范文瀾打算出書，但是黃侃要求學生沉潜用功而不急于出书，也要求自己不在50歲前出書。再者黃侃在對於梁启超、胡适等新派人物多有讥评，而假如《講疏》注明自己是出於師教的話，就可能使黄侃难堪。[6]

作者將《文心雕龍注》重新修訂之後，交予上海開明書店出版，並分作七冊綫裝本。相比起文化學社版，開明書店版在凡例之後增補了日本學者鈴木虎雄的《黃叔琳文心雕龍校勘記》的例言和校勘書目，並在正文中夾校大量采用了鈴木的校語。[7]此版本中注文又重新放回正文各篇下。[4]開明書店又於1947年12月再版此本。[8]

據王利器的回憶，最初范文瀾並不同意再刊此作，認為是「少作」。他表示，「自己作為責任編輯，一定會盡力將工作做好」。在過程中，他訂正補充了約五百條注文，范氏看到了之後，表示全部同意，並提議在著者上署上他的名字。王利器表示並不同意，認為這只是責任編輯應該做的。而即使在他自己所作的《文心雕龍校證》之中，他也沒有使用自己為范文瀾所訂補的注文。[8]^:101-102王利器對於范注修訂主要可以分為增補、訂正、補充、厘正等四項。[9]

在台灣，張立齋有見於歷史《文心雕龍》注本的谬误甚多，希望「以正诸本之讹失，与补其所未備」，在范注的基礎上作補正。他於是寫作《文心雕龍注訂》一書，由正中書局於1967年出版。台灣各大學中文系大多都以版本作為講授的課本。[10]

整篇的文字分段完全依照范注。在全書中，明指范注出錯之處有至少有112處，並指他本至少8處錯處。張立齋也可盡可能對於范注未注解的位置給予注解，例如在《原道》篇就補充了注解至少18條。在修訂過程中，有些注解直接抄錄在其《注訂》，有些就位置則打亂以引用之。[10][lower-alpha 4]

在《文心雕龍講疏》出版之後，范文瀾將他的書寄到了各大圖書館，如清華大學圖書館、南開大學圖書館等都收到他的作品，魯迅也有收到了他的著作。[6]^:50

在出版半個月之後，《南開月刊》出版了一篇帶有廣告性質的短文，作者署名壽昀。他指，「虽然不敢过于恭维，认为是尽美矣，又尽善也，但是敢负责任地说，这部书实在比通行的注本好的多。」，並書後以“虔诚的请你们赶快买读这《文心雕龙讲疏》」作結，大有廣告意味。[6]^:49-50

署名章用[註 2]的的《范文澜著〈文心雕龙讲疏〉提要》先肯定了范文瀾「傳習師訓，廣為講疏」後，指出了范文瀾雖然以「講疏」為名，但是卻「割裂篇章，文情不属，以数系注，不按章句。旁引文论，钞撮全篇，囿于师说，并所案语」，「注疏自有义例，当以本书为体，未可倚钞袭为能」，指作者對於《文心雕龍》的劃分方式有誤，而且沒有以章、句作單位了解釋全文，並只是按着《札記》的方式創作，缺乏自己的創新。他又指，作者直接抄錄一些常見文章，實無必要，如《辨骚》篇抄录了屈原《离骚》，《明诗》篇抄录了钟嵘《诗品》等等。[6]^:50-51

署名李笠的《读〈文心雕龙讲疏〉》對於他的體例作出了一些批評。他認為主要需要增補的有八點：包括成書考證、劉勰年譜、刘勰遗文、旁证、引书出处、注释、校勘、补辑。而且，此書的正文和注疏之間的分別，以及是注疏本身也有整理的必要。[3]^:35

在開明書店版發表次年後，楊明照發表了《范文瀾文心雕龍注舉正》一文，舉出文化學社本中范注中有三十七條不當，而且有14條將黃叔琳的評語誤當是紀昀的評語。當中，14條錯誤中有10條已經在開明本修訂中被改正，其他至王利器修訂的時候才被修正。[11]

楊明照在1938年又撰寫了《评开明本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一文，認為「黄注探囊揭箧， 几一一鹤声」，指范氏抄襲過多。但是楊明照本人也可能認為當中的批點有所不當，因此沒有收入论文集《学不已斋杂著》中。[12]

斯波六郎在1952年發表了《文心雕龍范注補正》，當中以開明書店版對於范注中的典故引證、文本的校勘和語句解釋有所補正。[lower-alpha 3]^:2當中，「補」有359條，出典補遺有285條。「正」有84條。王利器在修訂的時候也有參考斯波六郎的舉正。[13]但是，他的舉正也存在一些問題。如他對於非常簡單的字詞也出典，如「吹毛取瑕」（《奏啟》）、「文史彬彬」（《才略》）等，缺乏相應的出典價值。再者有一些指正是范文瀾已經征引了的，但是斯波六郎對此再重復征引。[14]

台北華正書局在1979年出版了王更生的《文心雕龍范注駁正》。在書中，王更生按1970年台北明倫出版社的增訂本，認為范文瀾所作的注主要有「采輯未備」、「體例不當」、「立說乖謬」、「校勘欠精」、「注解錯訛」、「出處不明」等六項問題。

「采輯未備」方面，王更生認為「知人必先論世」，指除了《梁書》、《南史》之外，尚有很多史料和《文心雕龍》本身可以作為考見他家庭大事、著書立說的體例，和同時代人物的關係，但是資料足夠的情況下，卻依然沒有為劉勰編著年譜。他又指，范書末所引《梁書·劉勰傳》中沒有收錄《序志》原文，認為魏徵所見的《文心雕龍》和今日所見的《文心雕龍》版本有所不同，具有收錄價值[lower-alpha 3]^:8-10。在版本方面，范文瀾沒有在書前列出其考據所依版本，而這使讀者沒有辦法理解《文心雕龍》各版本流變[lower-alpha 3]^:10-12。而他又指出，范沒有收錄前人的序蹳、評點、著錄，而他們提供了《文心雕龍》內涵的不同角度[lower-alpha 3]^:13-15。此外，他也批評沒有收錄劉勰的其他遺著，沒有起到相互發明的作用[lower-alpha 3]^:15-16。

「體例不當」方面，他指作者收錄了日本學者鈴本虎雄的《黃叔琳本文心雕龍校勘記》的例言和校勘書目，但是鈴本虎雄一書出版以1928年，在開明書店版的25年之後，難免讓讀者產生奇怪的感覺，收錄日本作者的書目與當時國家的思想出現了偏差的傾向，不合著書的體例[lower-alpha 3]^:16-17。他又指范氏有時候解釋《文心雕龍》各篇篇旨，有時候又沒有解釋，沒有明確規例，使讀者沒有辦法理解當中的規例。校勘有時夾於正文，有時候於附注，有時候只校不注，有時候別目單行。稱謂方面，有時候單純以某某曰，某某，而沒有說明具體出處，有些就算有說明引用書目，但是沒有說明卷次。[lower-alpha 3]^:18-24

「立說乖謬」方面，他指作者的圖表組識沒有根據，指他自行創作，不依原文，已經到了「不可原諒」的地步。[lower-alpha 3]^:25-29而且《序志》已經說明《辨騷》是文原論，但是范氏分於文體論而非文原論划分結構。[lower-alpha 3]^:29-33他又指作者雖然有對於創作論有自己的看法，並以圖表說明了創作論的體系，但是他為了「剖情析采」的對稱性，因此圖表有所不妥。[lower-alpha 3]^:33-37

王更生又詳細指出范注中有多處誤校、失校之處。他又指出范文瀾沒有弄明劉勰行文詞例、字例以及造語之例，引致注釋望文生義，牽強附會。某些地方出處不當，不明，或者征引不足。[lower-alpha 3]

李平認為王更生批評范文瀾的《文心雕龍注》是有着時代背景，他認為《文心雕龍范注駁正》是成書於1970年代，當時台海相隔，因此假如措辭、人名、引說不慎，「極有可能被摜上思想偏左，與敵同路的紅帽子」，而他所指的「采輯不備、體例不當、立說乖謬」的問題只是著述特點的不同，習慣相異，觀點不同，只是強人所難，而且他的讚詞也未必合乎實情，例如他指范注「引文豐富」，但是范文瀾對自己的《文心雕龍講疏》或者是《文心雕龍注》從來也是自視不高。他在五十年代再版的時候也再三推辭，認為是「少作」，出現了不少問題，甚至認為是自己「以追踪乾嘉老輩」......「為全部生活的惟一目標時期的舊我之舊作」。而關於沒有年表的問題，他認為劉勰的身世、本傳、史料極為簡缺的情況下，范文瀾依然在當中推算了劉勰的大約生平大事，在身世上有研究之功，而王更生也在《文心雕龍研究》中認為：「范氏注《文心雕龍》，於《序志》篇曾根據劉氏（劉毓崧）書後，賡考產和一生行事，行文雖半出於臆測，而衡情度理，亦以意逆志之作。近人雖然大力搜討，欲更新舊說，但限於材料，仍不越范注的範圍。」，李平認為王更生兩書所言「簡直天壞之別，完全判為兩人」。而且王更生自己在《文心雕龍研究》中也沒有在《梁書·劉勰傳》中收錄《序志》原文，李平認為這可見他是「具有違背學術良心的政治獻書的色彩」。[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