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温暴动

斯温暴动（英語：）是1830年由英格兰南部及东部的农民所发动的大规模起义。这些民众主要是抗议严酷的工作环境以及农业生产的机械化。[1]

原因

斯温暴动之所以会爆发有许多原因。约翰·弗莱彻·克卢斯·哈里森教授认为，这场事件的爆发主要是过去50年来英国农业劳动力逐渐贫困化和剥夺日益加重的结果。[1]卡那封勋爵在议会中就说道，英国工人处境现在变得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恶劣的多，他们的雇主提供的环境令他们挨饿受苦。[2][3]

当时打谷机的出现导致了许多工人流离失所，所以人们十分厌恶这种机器；而除了砸毁打谷机外，人们工资很低却还要缴纳十一税，这也是暴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暴动者摧毁了有压迫穷人现象的济贫院以及征收什一税的谷仓，还出现了焚烧干草堆以及攻击牲畜的情况。[1]

名稱由來

“斯温暴动”这个名字来源于“斯温长官”，当时的暴动者给农夫、地方法官及牧师等人写了很多恐吓信，信的署名就是这个名字。但其实这是一个虚构出来的人物，他为这场运动增加了一些传奇色彩[4]（“斯温”在英语中指的是用于手动打谷的摇摆杆）。“斯温长官”的信件在1830年10月21日首次被《泰晤士报》报道。[5]

背景

19世纪早期的英格兰竟然没有一个有产的小农阶级，这在当时的大国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6]英国农村的《圈地法》是农民生活困苦的原因之一。[7]在1770年至1830年之间，大约有600万英亩（也就是24000平方公里）的公用土地被圈走。[7]而在过去的好几个世纪当中，这些公用土地都是穷人用来放牧并种植自己的农产品的地方。[7]现在这些地却都被当地的大地主瓜分了，这使得无产阶级没有了自己的土地，而只有为别人做工才能生存。[7]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这种生活还是可以忍受的，因为那时劳动力短缺及玉米价格高涨的状况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但在1815年大战结束后，就出现了谷物价格暴跌以及劳动力供应过剩的现象。[6]

根据社会历史学家约翰·劳伦斯·哈蒙德和芭芭拉·哈蒙德的说法，圈地对小农和佃农的影响是极其致命的。[8][9]在圈地前佃农是一个有土地的劳动者；而在圈地之后他们就失去了自己的土地。[10]

但与哈蒙德夫妇于1911年做出的分析相反，历史学家明盖伊（G. E. Mingay）在其1997年所著的书中指出，当1830年斯温骚乱爆发时，圈地现象十分普遍的中部地区却几乎完全没有参与暴动。而暴乱最严重的地区是集中在南部和东南部的几个郡，这些地方恰恰受圈地的影响很小。[11]钱伯斯（J. D. Chambers）和明盖伊认为，哈蒙德夫妇的理论有夸大之处，因为实际上圈地现象反而使得地更多土地得以耕种，因而给不断增加的人口提供了需要的粮食，还与此同时带来了更多的农村就业。[12]研究斯温暴动的现代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和乔治·鲁德仅仅引用了3起骚乱事件来证明圈地是直接原因，而整个斯温暴动共有1475起骚乱事件。[13]自20世纪末以来，一批新近的历史学家开始质疑这些观点。[14]有人认为圈地运动导致了长久以来的农民生活方式遭到破坏，使得过剩的农民工不得不进入城镇成为工业工人。[15]

被抓到的抗议者会面临“纵火”、“抢劫”、“暴动”、“破坏机器”及“殴打”的指控。[16]他们会面临监禁和流放的刑罚，严重者会被判处死刑。[16]

在18世纪80年代，工人们会去年度招聘会上寻找工作，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都会给这个雇主做工。在这一年的时间内，工人会收到他的雇主以实物或现金的方式付款，并且往往可以和雇主家一起吃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劳资关系逐渐趋向恶化。合同变得越来越严格，工人们开始只能拿到现金的工资，合同的期限也变得越来越短。一开始还只是月度雇佣变得更加普遍；到后来居然出现仅仅雇一周的合同。[17]1750年至1850年间，农民们面临着剥夺土地、合同改革以及经济形势急剧恶化的局面。到1830年暴动时，他们的生活状况没有什么好转；除了可以根据旧的济贫法系统获得教区救济之外，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地位。[18]

历史上修道院一直是负责救济穷人的，但亨利八世在16世纪30年代解散了修道院，这一责任就到了教区头上。[19]1662年的《住所法》严格限制了对教区内贫民的救济。[20]济贫法体制需要向地主和佃户收取一种“教区税”，这些税金被拿来向生病或失业的教区居民提供救济。[20]但这些救济都是杯水车薪，有时还需要这些穷人有残疾或其他缺陷才有资格收到。[1][19]随着更多的人开始依赖教区救济，纳税人便越来越大力地反对这些税收，救济水平因而变得更低了。[21]1795年，伯克郡政府认为一名成年男子需要3.5块1加仑面包的供给。[21]然而在1817年，威尔特郡规定提供的配给已经下降到2块面包。[21]而且，《济贫法》的实施导致了农民收入的进一步下降，这是因为农夫会尽可能地压低自己付给工人的工资，反正教区也会给他们钱来补足到一个可以维持生活的水平（参考“斯宾汉姆兰体系”）。[21][22]

除此以外，教会收的什一税是压在农民身上的又一块大石。[23]一开始这就是教会收取教区收入十分之一的税项。[23]然而本来可以用实物支付的什一税后来只能付现金，因为现金可以用来作为当地国教教会首领的津贴。[24]现金征收通常是严格执行的，就算本人是教会成员也没有用，而且金额往往是远高于穷人所能负担的。[24]在斯温暴动中，最大的一个诉求就是要求大幅减少什一税。[24]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便是马力打谷机的引进，这种机器一台可以做好几个人的工作。[1][25]打谷机自引入后便迅速在农村蔓延、威胁到成千上万农民的生计。[25]1828及1829年连续两年几乎颗粒无收，而此时1830年的冬季即将到来，农民们都感到十分恐惧。[1]

事件過程

暴动
典型的斯温信件

事件开始于1830年夏天，那时东肯特的伊勒姆谷地区出现了民众砸毁打谷机的事件，到12月初已蔓延到整个英格兰南部及东盎格利亚地区。1830年8月28日星期六的晚上，第一台打谷机被砸毁；而截至10月的第三周，东肯特已有100多台打谷机被摧毁。[26]

愤怒的暴动者列出了工人阶级所深恶痛绝的三件事：

  • 什一税制，这是圣公会教会强征的税收。
  • 济贫官，这些人表面上执行《济贫法》实际上却对穷人滥用权力。
  • 富农，他们在引进农业机械的同时釜底抽薪地逐步降低工人工资。[1]

英国东南部的肯特郡率先爆发动乱，那里的斯温骚乱分子开始砸毁打谷机，并恐吓那些拥有打谷机的农民。暴乱在南方的萨里郡、萨塞克斯郡、米德尔塞克斯郡及汉普郡迅速蔓延，然后向北扩展到家乡诸郡、中部地区以及东安格利亚。原本这些骚乱主要是出现在南部和东安格利亚地区的地方现象，但后世的研究揭示了斯温暴动影响的范围究竟有多广：它几乎涉及到苏格兰边境线上的每一个郡。在所有骚乱中，60％集中在南部（伯克希尔165起，汉普郡208起，肯特154起，苏塞克斯145起以及威尔特郡208起）；而东安格利亚的骚乱较少（有剑桥17起，诺福克88起以及萨福克40起），而西南、中部和北部都只有轻微影响。

不同郡的暴动者使用的策略不同，但通常都是给当地的地方法官、牧师、富农或济贫官写恐吓信，署名斯温长官。这些信件通常会要求提高工资、削减什一税税金以及销毁打谷机，信中说如果政府不办，他们便自己去办。如果无视恐吓信，那么当地农场的工人通常会举行集会，规模一般在200到400人，他们会威胁称如果自己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则可能会做出一些骇人的行动。暴动者一般是四处砸毁打谷机、攻击济贫院及什一税谷仓，然后再解散或前往下一个村庄。只要房子里有为打谷机提供动力的发动机，那这栋房子也会遭到攻击；许多“圆磨屋”也被摧毁，这些建筑物又叫“马房”，里面放置有打谷机，英格兰东南部的“砸马房”现象格外严重。暴徒的行为还包括在夜间对农场、谷仓和草垛进行纵火，一般是在月黑风高时动手，因为晚上更容易逃避追捕。虽然暴动者的很多行为都是在夜间秘密进行的，但他们和农民及政府的谈判却一般是在白天。

尽管他们口呼“给面包还是吃砍刀”的口号，但有记载的伤亡只有一人，此人还是一个暴动者，且不确定究竟是被士兵还是农民所杀。其实暴动者只想破坏财产，不想杀伤性命；类似的暴动模式就在全国迅速传播开来。1830年肯特郡第一场骚乱爆发前一个月，在法国就爆发了七月革命；所以这场暴乱又尝尝被归咎于“法国特务”的煽风点火。尽管农民在动乱中使用了各种不同的策略，但他们的主要目标仅仅是达到最低生活工资并摆脱失业。

后续
第二代格雷伯爵查尔斯·格雷

最终富农们同意提高工资，牧师和一些地主也减少了租金和什一税。但许多富农后来又违背协议，导致动荡加剧。许多人主张政治改革是解决动乱的唯一办法。其中格雷伯爵就在11月的上议院辩论中表示，解决这一暴力事件的最佳方式便是开展下议院改革。但首相威灵顿公爵则回答说，现有的宪法实在太过完美，以至于他无法想象任何可能的改进方案。据称，一群暴民后来袭击了威灵顿在伦敦的住所。

骚乱一开始仅局限于肯特郡，但在后来11月的两周内，事态开始全面升级，从东萨塞克斯和西萨塞克斯一路延伸到汉普郡，并在附近的其他几个郡都出现了斯温恐吓信的事件。

第二代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

1830年11月15日，威灵顿政府在下议院投票中落选。两天后，格雷伯爵上台、组建辉格党政府。格雷委托内阁委员会制定议会改革计划。墨尔本勋爵便成为了新政府的内政大臣。在1830到1832年的骚乱期间，墨尔本的应对手段积极而果敢，他的改革派同僚也因此而十分感谢他。墨尔本指责当地治安法官对暴徒过于仁慈，政府随后任命了由三名法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在伯克希尔、白金汉、多塞特、威尔特和汉普等郡审判暴徒。英格兰的地主阶级受到骚乱的严重威胁，并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在1830至1831年间，将近2000名暴动者受到审判、252人被判处死刑（但实际上只有19人被绞死）、644人被囚禁、481人被送往澳大利亚的流放地。并非所有的暴动者都是农场工人，被判刑的人也包括农村匠工。

当局收到许多要求起诉左翼官员的信件，作家威廉•科贝特因发表过亲农民的言论而也被要求起诉；然而真正让他被判处煽动诽谤罪的是他在政治登记册上写的文章。他曾写过一篇题为《斯温起义是一场农村阶级斗争》的文章。该文批判了那些无所事事却生活富裕、整日吸食辛勤工作的农民的血汗的人；他呼吁开展议会改革来解决问题。1831年7月他在市政厅受审，他传唤了包括首相在内的六名内阁成员。在辩护时，科贝特却继续猛烈地抨击社会。他试图向政府的大臣们询问一些令他们尴尬的问题，但这些问题被首席大法官拒绝了。然而他还是得以驳斥检方的起诉，并且令政府非常尴尬，最终他被无罪释放。

“斯温暴动”对当时的辉格党政府产生了的重大影响。这场事件使19世纪30年代英国各地本就已经十分强烈的社会、政治及农业的动荡更加剧烈，它提出了更广泛的政治改革要求，最终使得《1832年改革法令》及《1834年穷人法修正案》得以推出。《修正案》取消了现金或实物形式的“户外救济”，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个覆盖较大地区范围的连锁济贫院，需要救济的穷人必须要去这些济贫院。

参见

注释
  1. Harrison. The Common People. pp. 249–253
  2. Hammond. The Village Labourer 1760–1832. Ch XI. "The Last Labourers' Revolt"
  3. Hansard. House of Lords Debate 22 November 1830, vol 1 Column. 617
  4. Horspool. The English Rebel. pp.339–340
  5. The Times, Thursday, 21 October 1830; p. 3; Issue 14363; col C
  6. Coffin. The Dorset Page. "Captain Swing in Dorset".
  7. Hammond. The Agricultural Labourer 1760–1832. Chapter III "Enclosure"
  8. Hammond. The Village Labourer, 1760–1832. p. 97
  9. Elmes. Architectural Jurisprudence. Title LXVI. pp. 178–179. Definition of a cottage is a small house for habitation without land. Under an Elizabeth I statute they had to be built with at least 4英畝（16,000平方） of land. Thus a cottager is someone who lives in a cottage with a smallholding of land
  10. Hammond. The Village Labourer, 1760–1832. p. 100
  11. G. E. Mingay, Parliamentary Enclosure in England: An Introduction to Its Causes, Incidence and Impact, 1750-1850, (1997) pp.17-19
  12. Chambers and Mingay.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p. 104
  13. E. J. Hobsbawm & G Rudé, Captain Swing (1969) , appendix 1
  14. J.M. Neeson. Commoners: Common Right, Enclosure: and Social Change in England, 1700-1820. p. 223
  15. 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pp. 29–30
  16. Andrew Charlesworth, Brian Short and Roger Wells. "Riots and Unrest", in Kim Leslie, An Historical Atlas of Sussex, pp. 74–75
  17. Hobsbawm/ Rude. Captain Swing. pp. 18–33
  18. Hobsbawm/ Rude. Captain Swing. pp. xxi–xxii
  19. Friar. Sutton Local History. pp. 324–325
  20. Hobsbawm/ Rude. Captain Swing. p. 29
  21. Hammonds. The Village Labourer. pp. 183–185
  22. Friar. Sutton Companion to Local History. pp. 324–325
  23. Hobsbawm/ Rude. Captain Swing. pp. 14–15
  24. Lee. Rural Society and the Anglican Clergy 1815–1914. pp. 27–29
  25. Hobsbawm/Rude. Captain Swing. Appendix IV
  26. Hungerford Museum. The Swing Riots 1830.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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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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