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漢字歷史

前島密

早在1868年明治天皇頒佈「王政復古大號令」的前兩年前，前島密向末代將軍德川慶喜上奏《漢字御廢止之議》，被日語學者視為首倡廢漢字的第一人。1866年，前島密透過開成所（今併入東京大學）的負責人松本壽太轉奏「漢字御廢止之議」，他說：「值此國事多端之秋，大家都在講求救國之策，我的議論好像有點迂遠，其實不然。救國之本在於教育，教育應不論貴賤士庶、普及到全體國民。普及教育就需要簡便易學的文字、文章。如今使用的漢字、漢文，難學難用，因而學習的人很少。有限的學生，又不得不把少年時代的寶貴光陰耗在認記漢字的音形上。少年時代應該是講求事理學問的好時光，如今卻為學習這種無用的古學而磨鈍了精神感性，這實在是件可惜的事。」[2][3]

漢字影響普及程度的爭論，不但影響日本本土，往後亦成為中國漢字改革的重要論據。前島密說，這種想法是來自一位叫威廉的美國傳教士，威廉在咸豐年間曾到中國、日本，在中國時看見許多孩子高聲朗誦古賢的道理，孩子雖然看不明，卻仍死記這些艱深文字。中國本應地大物博，卻落得國勢萎靡、風俗野蠻、受西洋欺侮，他聲稱根源正在漢字。來到日本長崎後，威廉氏又指日本人棄用原有假名，轉用艱深漢字，“頓覺不可思議”。

前島密在該封上書，除了批評漢字「繁雜不便，宇內無二」，但他亦進一步批評日本的崇漢思想，指責日人歷來只學四書五經，把日本古籍視為末學，呼籲國民抵制「魔語賊言」，他提出廢除漢字救國，改用言文一致的假名。

不過，前島密呈上這封公文後，1867年，日本天皇重新接掌朝政，結束幕府時代。1869年5月，前島密轉而向明治政府的集議院呈上《關於語文教育之議》的建議書，再次提出廢除漢字；1872年，明治政府公佈立西式學校，一年後，前島密再提出要採用表音文字，制定新文法。

1873年，他眼見上議無效，決定直接上書天皇，他與山田敬三、平野榮等人起草《興國文(日文)廢漢字之議》，提出廢漢的步驟，包括以兩年時間，召集學者，編訂文法辭書；繼後設立師範學校，為教師提供一年培訓；之後派他們到各地推行普及教育。同一年2月15日，他成立啟蒙社，發行一份叫「每日片假名新聞」的報紙，強調以假名報道新聞，只有其數字仍以漢字編寫。該報於翌年5月停刊。[4][5]

雖然前島密的思想並無落實，但他1866年主張的「言文一致」，成為日本文化界的主導思想。文字改革者縱然提出不同改革方法，但均認同言文一致。1886年，集高見出版《言文一致》一書，提倡我口寫我手，列舉大批文例，稱為「言文一致體」，進一步掀起「言文一致」運動；繼後還有林甕臣在1900年組成言文一致會。1910年，已有八成出版物用「言文一致體」。前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於1919年在《國文之將來》就說：「日本維新初年，出版的書多用漢字，到近年，幾乎沒有不是言文一致的。」 [6]

在假名運動中，前島密嘗試從憲制內推動改革，另一名中堅份子化學家清水卯三郎則利用翻譯及會社，推動改革。早於1860年，清水卯三郎已用假名翻譯《英吉利語言》一書，71年亦發表《日語可用論》，支持假名寫作，74年他進一步以假名翻譯《化學梯楷》（舍密入門），並籌組假名之會。他多次發表文章，認為平假名市井村婦皆能明白，因此應大力推行。

往後，日本社會出現三個稱為假名之友、伊呂波會和伊呂波文會的組織，不久三會合併，並聘請有栖川宮威仁親王當會長，該會認為不論和語、漢語、外來語，皆應以假名書寫。1883年7月18日，假名會舉行全體大會，有栖川宮親王指稱，用假名是要保衛國家顏面。假名會曾會員五千，出版《假名向導》雜誌，並編撰僅用假名之字典，但新組成的假名會並亦未能平息會內矛盾。

當時假名派分成雪、月、花三派。有支持者認為一些假名不反映實際發音，建議修改；另一些要求增加假名數目；亦有主張按兵不動。目前假名的使用雖然沒有重大轉變，但在漢字上加上假名注音、直寫假名等書寫方法，正是受此會影響。

除了前島密提倡的假名派外，改革派中，羅馬字會是另一重要勢力。早於1581年，從西方抵達日本的傳教士引入活字印刷機，以羅馬字出版《聖經使徒行傳》（1591年）、《口譯平家物語》(1592年)、拉丁字典及日本辭書，但當時羅馬字主要在傳教士之間流傳使用。

1869年，29歲的南部義籌當時在昌平阪學問所修讀漢學時，但同時修讀過蘭學，認為羅馬字易學易用，並以文言文發表《修國語論》的論議：「學問之道，西洋諸邦為易，皇國支那為難，而皇國爲甚。夫西洋之爲學也，唯知二十六之字，解文典之義，則無不可讀之書，是其所以為易也；如支那不然，非讀數百之書，通於數千之字，則不可，是其所以為難也。」

在崇洋、崇漢心態中，他指「和學」已淪為「歌詞之具」，日本會被漢、英、佛（法國）、蘭（荷蘭）所磨滅；救國最簡捷之法，是「假洋字、而脩國語」（以羅馬字撰寫日語），並大量把西方典籍融入日本語，日後國人必先修國學，而後或漢、或洋，以國學為本；如此，就算用了洋字（羅馬字），亦不傷國體。[7]

1874年，介紹西方科學的《明六雜志》創刊，第一期刊載思想家西周《以洋字寫國語論》一文，儘管西周本仍然使用漢字翻譯西方思想，但他呼籲使用羅馬字代替難懂的漢字，他指「逢今之時運，文獻既取自於歐洲」，而日本歷來「巧於模仿，而短於自出基軸。」唯有轉寫羅馬字，才可以令日語容易引入外國作品、言文同體、可以與數阿拉伯數字混用、國人學習亦較易。[8]

往後十年，主張羅馬字的聲音在各新興刊物上出現，1885年1月，外山正一、矢田部良吉等70多人發起羅馬字會[9]，並發行《羅馬字雜誌》，力主依據聲音進行書寫；該團體有兩名外國籍會員充當了推行羅馬字的中堅力量，並且各自擁有自己的羅馬字刊物。此時，日語改革運動開始步入建制，其影響也從文化界捲至政界。

期間，羅馬字派和假名派之矛盾已同時出現。南部義籌指，羅馬字是音素文字，比音節文字的假名更符合音韻學的原理，並指假名有50個，而羅馬字只有26個，更易記憶。當時的假名亦不能標出濁音、拗音、促音、鼻音等，而且羅馬字「萬國通用」，令日人更易學習外語，以符合「廣求知識於世界，博採萬國之長」的維新精神。[10]　

羅馬字派之中，又對應採用哪一種羅馬字拼法存有分歧。1867年，詹姆斯·柯蒂斯·赫本於『日英語林集成』（『和英語林集成』）第1版中使用的羅馬字，被稱為平文式羅馬字，但平文式一直未有統一，如東京一詞，平文式羅馬字在往後就出現Tōkyō、Tokyo、Tôkyô、Tohkyoh、Toukyou、Tookyoo等不同寫法。

1885年，田中館愛橘按照音韻學理論設計「日本式罗马字」，較之平文式工整，並更能反映日本語的原音，其分別主要在拗音的表達之上，但這套方案未能方便英語使用者，翌年就被羅馬字會否決。田中館與羅馬字會走向分裂，另組羅馬字新誌社，發行《羅馬字新誌》。

主張羅馬字的意見在今天雖然並非主流，但受歐化風潮影響，當時羅馬字會的勢力較假名會更大，1887年會員人數達6800多人，其中300人是外國人。 [11]

假名派與羅馬字派的主張各走兩極，造就新文字派之興起，其中井上哲次郎為其典型人物。1894年，他發表的《文字與教育之關係》[12]開宗名義說，日人今天並不那麼尊重支那人，但日本人仍受「支那之文字」支配，是一件多麼令人討厭的事，他提出文字要先獨立，才可讓思想獨立；本來羅馬字十分可取，但這套字會傷及民族感情，因而主張另做新字。

新造文字的方案主要參照神代文字或羅馬字而成。1885年，平岩愃保年提出改良神代文字，製成新的日本字。另一派則由小島一騰所主張，他於1886年發表《日本新字》，依照羅馬字設計出24個新字，翌年再增至28個字。

這派議論顛峰時期，是在甲午戰爭後，日本戰勝大清帝國，並從清政府奪得台灣，部分日人不但認為要擁有一套，還開始把日本語視為殖民政策的同化策略。

1894年到1895年，留學德國的東京帝國大學日本語教授上田萬年亦對假名、漢字表示不滿意，他認為日本應按照音韻方向，發展自己新的文字。[13] 1895年，他進一步發表著名的《國語和國家》演說，他說：「語言對於使用的人民而言，就如同血液之於其同胞，如肉體上所示的精神上的同胞。以日本的國語來比喻這個道理，日本語應該就是日本人精神的血液。日本的國體，主要是以此精神的血液來維持……言語不單只是國體的標識，同時也是一個教育者，是所謂情深無比的母親。」[14]上田萬年強調國語的神聖性，認為其權威不可侵，並將「一國・一語・一民」定位成一個國家的體現。

往後，不同的新造字紛陣出現，從日本學生、學者、以至德國的學者，均有參與製造新文字，一些學者為了研究，更變賣田地，四處宣傳其文字好處，但最終沒有一套文字得到採納。

日本人從崇漢走向崇洋思想後，文字改革也走向另一極端：轉說英語。其中最著名是日本駐美外代大臣森有禮，1872年他發表公開信，希望以簡化英語，變成日本的語言，並批評日語是「無法通用於日本列島之外的貧乏言語」，應予廢除。這封信發給當時不少學者及教育家，其中美國語言學家惠特尼以較詳細的回覆建議，他應先考慮日本國情，並建議用歐洲文字（羅馬字）以音標書寫日文。 [15] [16]

此一論說看似匪夷所思，但日本一直以漢書（外語）作為官方語言，這番經驗令森有禮認為，文字可以與語言抽離，而當時日本並未有真正的「日語」文體，「改用英語論」只是從漢語這種外語，轉用另一種外語。[17]到了1870年代中期，這種論議已幾近絕跡，直至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小說家志賀直哉在1946年4月發表《語言問題》時論斷，明治時代因沒有採用英語，妨礙了國民吸納文化，他當時進一步建議，日本應採用「世上最漂亮的語言」——法語做為官方語言，多年來引起文化界責難。

各派意見爭持不下，由福澤諭吉提出的減少漢字說，成為一種折衷方案。1873年，他編寫小學教科書《文字之教》，在序言中指明，雖然漢字難學，但日文已累積不少漢字，難以一下子廢取。他認為3000個漢字就可應付日常環境，提出先限制漢字運用，往後時機成熟，就可廢除漢字。當時他在自己的教科書中，僅用了802個漢字。

1886年，他的學生矢野文雄繼承有關學說，他承認假名雖然易學易懂，但日本八成知識分子都會認為漢字較易辨認，他因此建議只要限制日人採用3000個漢字，就可解決漢字問題。他出任《郵電報知新聞》的主筆後，1887年表明該報除了小說和公告外，只會採用3000個漢字，並在漢字旁標上假名注音。

往後，不同論者嘗試把漢字進一步減少，並要求政府每年頒布廢除的漢字，但日本文字改革的路線此後跳不出這一派框架，成為往後主導的論說。[18]

在一片廢漢聲音中，反對改革的論說亦不乏於耳。早於前島密提出改用假名後，明治初年的大臣大久保利通批評，這些議論漠視漢字有一大批貴族支持者，他們掌握漢字知識，朝廷上下以至士農工商都要聽命於他們，若廢除漢字，猶如打倒貴族。

1900年，井上圓了多次發表論說，整理成《漢字不可廢論》一書。他質疑假名派或羅馬字派忽視日本同音字多，唯有靠漢字才可消減當中的問題，就如「忠、孝」二字，「忠」（チュウ）音可解作醜、紂、誅；「孝」（コウ）音也可以是攻、降、考，西方自古採用表音文字，才得以免除此一問題。他又指日本根本就是漢字之國，不少洋學家只到東京學了三年外語，就可招搖過市，但漢學正因為普遍，漢學家才要飽讀詩書。

他一反其道，認為當時正是漢學帶領日本走向維新。支持大政奉還的藤田東湖、佐久間象山、吉田松陰，全都是漢學出身；即使是伊藤博文，也是以漢學為根，辦理洋務。在各眾反論中，他把天皇權威、忠君體國與漢字連成一線，並指否定漢學，等同動搖天皇權威。

這種論說觸動了日本社會的神經，當時日本天皇的詔敕仍是以漢字書寫，文化界雖有部分人士力陳平、片假名或羅馬字的好處，但對於詔敕上的漢字一直避免。直至多年後，詔敕與漢字更牽起政治風波，其中最知名為1936年5月9日的平生釟三郎事件。平生釟是二戰時日本文部大臣，他在帝國議會貴族院上表示廢除漢字，但這一論說引起貴族不滿。

當時日本步入二戰，平生釟的廢漢論被指有違大東亞共榮圈的任務，而且是否定日本精神。最後，平生宣布收回部分言論，但不久眾議院委員深澤豐太郎亦責難平生釟，他被迫當眾宣布：「至今為止（廢漢字）的主張尚有許多不成熟之處，還要繼續研究。」同一年，多份雜誌出現批判廢除漢字論的文章。這件事距離前島密上書《漢字御廢止之議》，已經70年，但日本人對應否廢漢字，仍未達到共識。

出現在「小学校学習指導要領」的附錄，俗稱「教育漢字」。經過1968年、1977年、1989年的追加與改訂，現在共計1006字，從小一到小六，各個學年的分配為80字、160字、200字、200字、185字、181字。

2,136個，見常用漢字表與JIS之對應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由於普遍認為「當用漢字」對於社會影響實在太大，於是1981年10月1日日本政府又頒訂1945个《常用漢字表》，新增少量漢字。並以「目安」为準（即一般社会生活中使用汉字的大致上的标准，不再有強制力）。同时，當用漢字表宣布废止。

现行的《常用汉字表》于2010年（平成22年）11月30日以平成22年内阁告示第2号发布，共2136字、4388音训。1981年（昭和56年）内阁告示第1号的旧《常用汉字表》（共1945字、4087音训）宣布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