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织造衙门

明廷沿袭元朝制度，设立各类机构，官营织造业务。清廷攻占江南后，沿袭明朝制度，设立江南三织造。顺治三年（1646年），工部右侍郎陈有明督理苏、杭等织造。在明代杭州织染局旧址涌金门内太平坊重建杭州织造局。织造局即是经营管理生产的官局作场。当时织造局有东府、西府、总织局三处。杭州织造衙门则是织造官吏驻扎及管理织造行政事务的官署[1]^:84。

顺治初年，江南三织造钱粮事物归户部管理，顺治八年（1651年），归工部管理。康熙三年（1664年），又归户部管理[5]^:53。顺治朝，在织造官员任免方面曾规定应一年或三年更换。而康熙帝更改了此项规定，以包衣出身的亲信李煦、曹寅、孙文成出任织造。其中，苏州织造李煦除了本职以外还兼有监视本地官员、通过密摺向康熙帝汇报当地政治动向的秘密使命。杭州织造孙文成被认为是李煦、曹寅的附庸。故他“碌碌守官，其所上密奏甚少，也缺乏有份量的内容，备员而已。”[4]^:43—44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杭州织造孙文成捐资修葺织造局东府，预备为康熙帝南巡驻跸之所。“府之外，复有织染、总织、西府三局”。此时，杭州织造局下设四局：“曰内造织局，曰外造织局，曰纺局，曰染局”。内造织局即是织造署、杭州织造衙门，称东府、红门局。染局、纺局、外造织局即织造工场。染局称西府局，在涌金门；纺局、外造织局在回回新桥东[1]^:84。

雍正帝执政后完善了密折制度，在此背景下，江南三织造的政治功能萎缩，回归本职[4]^:45。《大清会典》记载江南三织造分工为：“凡大红蟒缎、大红缎、片金、折缨等项，派江宁织造承办。仿丝绫、杭绸等项，杭州织造承办。毛青布等项，每年需用三万疋内，苏州织造承办，需用至四五万匹，则分江宁等处织办。”[3]^:70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平定准噶尔。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经軍機處议奏，内地与新疆“哈萨克贸易需用八色缎五千匹，交三处织造”办解。其中，杭州织造衙门承担两千六百六十六匹。后，内地与新疆之间丝绸贸易中的大部分缎匹，由杭州等织造衙门备办、运送。织造衙门所需工料银两由藩库银内动支，办差银两由附近榷关盈余银内额支。乾隆三十年后，这种官办的丝绸贸易更为规范化、制度化，贸易额逐年增长[2]^:109—110。

乾隆十六年（1751年），杭州织造衙门所在改为乾隆帝南巡行宫。新址在南关厂前，即“在芝松二图，宗阳宫之东北，旧为巡盐察院署。”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专设两浙盐政兼管织造。织造衙门即为盐院署。嘉庆五年（1800年），盐院归巡抚兼任，杭州织造为专职[1]^:84—85

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攻占杭州城。外造织局、纺局毁于战火。内织造局、染局尚存。同治三年（1864年），杭州织造鹤昶上奏“将已毁的外造织局并入染局”，并对两局进行修建。同治十一年（1872年），重建杭州织造衙门四百余间房，修缮司库、库使、筆帖式的办公场所。光绪四年（1878年），重新修缮杭州织造衙门[1]^:85。

宣統三年（1911年）11月5日，辛亥浙江起義成功。杭州织造联荣被逮捕，杭州织造衙门自然解体[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