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

1962年1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 “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1]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提出要在实际工作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此后，中國大力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1962年底至1963年初，中国一些地方开展了整风整社、社会主义教育、小“四清”（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工作。毛泽东对这些地方的做法加以肯定。1963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督促各地注意抓阶级斗争以及社会主义教育问题。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全国城市逐步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前十条”强调了农村及城市的阶级斗争形势的严峻性，规定了“四清”运动的任务、政策、方法，“四类分子”（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不是此次政治运动的斗争重点，所以“前十条”中提出要将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为新人，对四类分子采取改造而非捕杀的政策。1963年9月，中央根据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情况，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后十条”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必须执行的正确方针、政策。此后，中央及地方各级机关分别派出大量工作队，在试点的基础之上，在各地部分县、公社展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2][3]

“枫桥经验”便是1963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初期，在浙江省宁波专区诸暨县枫桥区产生的依靠群众（而非政府）就地监督改造四类分子的经验。当时，虽然中央决定对四类分子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但许多地方在具体推行中，依然采用定指标、“关一批”、“判一批”、“杀一批”的做法。[4]《人民日报》1977年12月21日第2版刊登了中共枫桥区委的《高举毛主席树立的枫桥红旗 依靠群众加强专政》一文，文中回顾了1963年“枫桥经验”的产生过程：[5]

一九六三年，我区有七个公社在浙江省委工作队和地、县委的领导下，第一批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运动中，遵照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发动群众，分清了敌我，充分揭露了四类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当时一部分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激于革命义愤，要求把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都捕起来。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组织干部、群众学习毛主席关于对敌斗争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通过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大学习、大辩论，干部和群众觉悟提高了，认识到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制服敌人、改造敌人，克服了单纯依赖政府法办的思想，克服了简单粗暴的方法，发动和依靠群众，对敌人分类排队，进行教育、评审和说理斗争，并且依靠群众就地进行监督和改造。结果，一个人没有捕，就把这批敌人的大多数制服了。

1963年6月19日，中共浙江省委（江华任省委第一书记）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精神，派出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部长林乎加率省委工作队来到诸暨县枫桥区，会同中共诸暨县委（孙子甫任县委书记），在枫桥区的7个公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试点开始，当地的一些干部及群众积极分子提出了许多过激要求，要求将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都捕起来。省委工作队针对这一倾向发动枫桥群众开展“武斗好还是文斗好”的大讨论，干部和群众最后形成了“武斗斗皮肉，外焦里不熟；文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倒敌人，擦亮社员眼睛”的一致看法。[4]

陈友堂生前曾任枫桥镇枫溪村党支部书记。陈友堂的妻子陈亚芳在接受采访时回忆：[6]

1963 年，省里在枫桥搞社教试点。记得有一次工作队组织大家讨论如何批斗“四类分子”，到底是用“文”的好还是用“武”的好。友堂回来说，他提议还是用“文”的好，理由有两样：第一，那么多年“斗”下来，武的一套实际效果并不大；第二，人心都是肉长的，有情有理，才会心服口服……

记得第三生产队一次开批判会，批斗历史反革命分子崔文江，人称“猫头鹰”。会上，允许他坐，允许他站起来讲话， 允许他争辩……会后，崔文江回家，老婆问他，他说：“今晚没打没骂，倒比挨打挨骂还难过，人家摆事实、讲道理，我反而回答不出，最后觉得自己是不对。”第二天一早，崔文江头一回找治保主任汇报思想，还写了“悔过书”。

时任中共诸暨县委书记的孙子甫在回忆录中写道：[6][4]

枫桥西畴大队的陈荫林，是一个原有1400多亩田的大地主，过去一贯拒绝参加劳动。他写了一本名为《容膝斋》的反动诗抄，斗过20 多次，用过罚跪、“假枪毙” 等办法，都没有制服他，群众称他为“橡皮碉堡”。这次评审，没有大会斗争，陈荫林就交代了造谣、记变天账、写反动诗等罪行……他自己说，“这次评审，对我很有助益，我服了”。

有的“四类分子”在参加评审会前，做了护膝准备罚跪，到会一看，不仅不打、不罚跪，表现好的还得到鼓励，就坦白交代了……

这样的说理方式，让“四类分子”的家属也很满意。古唐大队富农分子陈善新，群众大会年年斗，坏事年年做，越斗越皮条。他自己说：“我反正是变戏法的猢狲，上台斗斗没关系。”

斗争会上，陈善新仍然耍各种花招，共申辩了38次，可他越申辩，看清他反动面目的群众就越多……以往斗争回家，老婆是热酒一壶，鸡蛋5只，安慰养身，这次他一回家老婆孩子都不理他， 反而在家批判他做坏事。他说七次斗争打过六次，这次没打，斗得最痛，连老婆孩子都要斗争,以后只有好好改造，重新做人。

在试点中，7个公社共有67名四类分子被列为重点对象，在针对这些四类分子的斗争会上，干部及群众“摆事实”、“讲道理”，不打不骂，且允许斗争对象申辩，结果未捕一人，便将全部四类分子说服。[4]

随后，浙江省公安厅将枫桥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造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经验，报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4][7]1963年10月下旬，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向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口头汇报了该做法。毛泽东对枫桥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通过说理斗争教育说服“四类分子”的做法非常感兴趣，当即指出：“这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4]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1963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与浙江省公安厅蹲点研究并讨论总结，最终形成了署名中共浙江省委工作队和中共诸暨县委的《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即“枫桥经验”），并加批语。[4][8]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起草了部长谢富治准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1963年11月17日到12月3日在北京举行）上作的《依靠广大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反动势力中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发言稿。[4]1963年11月20日，毛泽东作出《对谢富治在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批给谢富治、彭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文如下：[8]

富治、彭真同志：
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日

1963年11月22日，毛泽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副部长汪东兴谈话时说：“公安部日常的具体工作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如何做群众工作，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做一般性的公安工作。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3][4]

196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发出。[1]

该指示转发了以下三个文件：

• 谢富治《依靠广大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反动势力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为新人》
• 谢觉哉、张鼎丞《进一步依靠群众，做好司法工作》
• 《中共浙江省委转发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语》（附《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

该指示提出“应当基本上实行‘一个不杀，大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捉’、依靠群众力量，把绝大多数的四类分子改造成为新人的方针。”将枫桥区的经验作为实行这一方针的成功典型加以推广。这是枫桥经验首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推广。上述方针的实行，使大多数四类分子都处于群众监督改造之下，而未由政府大规模捕杀。[1]1964年2月，第十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提出，在全中国推广“枫桥经验”。此后，全中国掀起了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的高潮。[9]例如浙江省推广“枫桥经验”取得明显成效。1964年与1965年，全浙江省的刑事案件发案率分别为万分之2.7和万分之2.2，捕人率分别为万分之0.53和万分之0.25，出现了“捕人少、治安好”的安定局面。[6]

自1963年毛泽东批示之后，浙江省历届省委、省政府均重视学习并推广“枫桥经验”。[7]文化大革命期间，枫桥经验受到冲击并且一度中断。[9]在1977年之前，枫桥经验并未被《人民日报》报道过。[10]文化大革命中后期至结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各地治安形势严峻。犯罪分子也属于阶级敌人，所以依靠群众对阶级敌人实行监督改造的枫桥经验又获得重视。枫桥经验的侧重点也逐渐从四类分子转向现行犯罪。[10]

1971年春，在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到会讲话。会议纪要由中共中央转发，再度肯定“枫桥经验”是依靠群众实行专政的好典型。1973年，公安部派人赴枫桥蹲点半年，形成《“枫桥经验”在前进》调查报告，及《对一般流窜犯就地改造比矛盾上交好》等8个典型材料。[9]1973年，枫桥区召开10周年现场会，在当地一度掀起学习“枫桥经验”热潮。[10]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同年12月1日，中共诸暨县委副书记杨金声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第十七次全国公安会议，在会上介绍了“枫桥经验”。[11]

1977年10月6日，公安部组成联合调查组，在枫桥蹲点调查14个月，总结出普及枫桥经验的6条标准：[11]

1. 党支部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对治保工作的领导；
2. 治保组织健全、战斗力强，执行政策、遵守纪律好；
3. 树立了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和资本主义势力敢斗敢批；
4. 监督改造“四类分子”，做到经常化、制度化，对外逃的及时追回，对有破坏活动的就地制服，矛盾不上交；
5. 教育改造有违法犯罪行为的人，成效显著；
6. 发案少，治安好，巩固了集体经济，促进了生产。

1977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登中共枫桥区委的《高举毛主席树立的枫桥红旗，依靠群众加强专政》一文，并配发评论员文章《依靠群众加强专政的好经验》，向全中国推广该经验。这是《人民日报》首次报道枫桥经验。该文提到“在对敌斗争中，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凡是应该捕的、必须捕的，要坚决捕起来；可捕可不捕的一律不捕；要发动群众开展说理斗争，制服敌人，就地监督、改造，矛盾不上交。这个经验得到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肯定和赞扬。”1978年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综合报道《喜看公安战线的好形势》，再度肯定“枫桥经验”的意义。[10]1978年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整顿和加强社会治安工作》，提到“浙江诸暨县枫桥区依靠群众就地监督改造地富反坏分子，把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改造成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们的成功经验，受到毛主席的称赞，被誉为公安战线上的一面红旗。”[3]

另一方面，随着拨乱反正，197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地主、富农摘帽问题的决定》。[11]1979年2月5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刊登通讯《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介绍了诸暨县枫桥区对“四类分子”摘帽工作的试点经验。据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枫桥区总人口十三万，四类分子三千余人，即每50人中有一个是四类分子。为四类分子摘帽成为政治影响巨大的工作。枫桥区的新经验又成为正确纠正历史问题的工作经验。[10][3][11]

综上所述，依靠群众加强对四类分子专政的枫桥经验，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至结束后一度被用于加强社会治安、减少犯罪，后又迅速随着四类分子摘帽完成而归于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