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

在耶稣学院，柯勒律治接触到了激进的政治和神学思想，包括与他合作创作戏剧《罗伯斯庇尔的垮台》的诗人罗伯特·骚塞的思想。柯勒律治曾计划和骚塞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荒野中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公社“Pantisocracy”，但没有成功。1795年，两人在布里斯托尔的圣玛丽红崖教堂与莎拉和艾迪斯·弗里克姐妹结婚[14]。

1796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关于宗教和道德的各种主题的诗作》（Poems on Various Subjects, Religious and Moral）。此外，柯勒律治计划创办一本名为《守望者》（The Watchman）的杂志，每八天印刷一次，以避免每周报税[15]。它于1796年3月出版。，但旋即于当年5月停刊[16]。

1797年和1798年期间，他住在萨默塞特郡下斯托伊的柯勒律治小屋，这是柯勒律治一生中成果最多的时期。除了《古舟子咏》之外，柯勒律治还创作了《忽必烈汗》《这椴树凉亭——我的牢房》《午夜霜》和《夜莺》 。

他和华兹华斯在1795年结识。1798年，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联合出版了诗集《抒情歌謠集》，这是英国浪漫主义时代的起点。诗集中华兹华斯的诗更多，但最有名的是柯勒律治的《古舟子詠》。

柯勒律治曾在什罗普郡短暂工作过，他于1797年12月在什魯斯伯里高街的一所教堂中担任当地一位论派牧师罗博士（Dr Rowe）的临时代理人。他当时正在考虑从事传道工作，并于1798年1月14日星期日在高街的教堂尝试进行了布道， 威廉·赫茲利特在会众中，后来两人结识，柯勒律治还去韦姆拜访过赫兹利特和他的父亲。不过，在布道后的一两天内，他收到了约书亚·韦奇伍德二世（Josiah Wedgwood II）的一封信，后者提出可以给他150英镑的年金（约合今天的13,000英镑）帮助他摆脱经济困难[17] ，条件是他放弃教会职务。柯勒律治接受了，这让希望和他成为邻居的黑兹利特感到失望。[18]

1798年9月16日，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一家前往德国。柯勒律治很快开始自己活动，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学城度过。1799年2月，他就读于哥廷根大学，听过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卢门巴赫和约翰·戈特弗里德·艾希霍恩的讲座[19]。在此期间，他对德国哲学产生兴趣，特别喜欢伊曼努尔·康德的先验唯心论和批判哲学，以及18世纪剧作家戈特霍尔德·埃弗拉伊姆·莱辛的文学批评。柯勒律治学过德语，回国后将德国古典诗人弗里德里希·席勒的戏剧三部曲《华伦斯坦》翻译成英文。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的女儿萨拉·柯勒律治，1830年，理查德·詹姆斯·莱恩绘

1799年，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一家住在达灵顿附近索克本的农场。柯勒律治在索克本写下了《爱》。这首诗是约翰·济慈《无情美女》（La Belle Dame Sans Merci）的直接灵感来源。[20]

1800年，他在湖区凯西克的格里塔庄园（Greta Hall）定居，靠近华兹华斯居住的格拉斯米爾。他长期（约18个月）在华兹华斯家过夜，但由于他对鴉片酊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经常做噩梦把孩子们吵醒，其实不是很受华兹华斯家欢迎。他还很挑食，这令做饭的多萝西·华兹华斯感到沮丧[21]。他的婚姻问题、噩梦、疾病、鸦片瘾和与华兹华斯的紧张关系以及对自己诗歌创作能力的缺乏信心导致他创作了《沮喪頌》（Dejection: An Ode），并加强哲学研究[22]。

1810年至1820年间，柯勒律治在伦敦和布里斯托尔举办了一系列关于莎士比亚的讲座。

1814年8月，拜伦勋爵的出版商约翰·默里与柯勒律治接洽，商讨翻译歌德经典著作《浮士德》。柯勒律治当时也以对魔鬼学的研究出名，他接受了委托，但六个星期后放弃。尽管歌德自己相信他实际上已经在1820年代完成了这部作品的翻译，但后世学者认为并非如此。2007年9月，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歌德作品的英文译本——据称就是柯勒律治失传已久的杰作，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学术争论。[26]

1814年至1816年间，柯勒律治住在威尔特郡的卡恩，似乎能够专注于他的工作并控制他的毒瘾，起草《文学传记》。他在教堂街（Church Street）上向当地外科医生佩奇先生（Mr Page）租了房间，原址现在有一块纪念他的藍色牌匾。[27][28]

1816年4月，柯勒律治的毒瘾越来越严重，他精神消沉，与家人疏远，住在伦敦北部高门（海格特，Highgate）的医生詹姆斯·吉尔曼家中[29]。詹姆斯·吉尔曼的治疗起了一点成效，柯勒律治在海格特度过了他的余生。

在这里，柯勒律治完成了他的主要散文作品《文学传记》 ，这本书由23章的自传和各种主题的论文组成[30]。他还撰写了一些在他去世后不久发表的文章，如《论信仰》 （Essay on Faith，1838） [31]和《一个求知灵魂的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Inquiring Spirit，1840）[32]。他的一些追随者是牛津运动的核心人物，他的宗教著作深刻地塑造了19世纪中叶的英国国教[33]。

柯勒律治完成了构成手稿集《Opus Maximum》的各种手稿，主要研究康德的辩证法[34]。这部作品在生前也没有出版，直到2002年才首次出版。[35]

柯勒律治于1834年7月25日在高门去世，原因是心臟衰竭和一种未知的肺部疾病，可能与他吸食鸦片有关。柯勒律治在吉尔曼家度过了18年，吉尔曼家专门为他修了一个房间。[36]

伦敦高门圣米迦勒堂的柯勒律治墓

柯勒律治最初被埋葬在高门学校正门旁边的旧高门礼拜堂（Old Highgate Chapel），但在1961年改葬高门的堂区教堂高门圣米迦勒堂（St. Michael's Parish Church）[37]。新建的教堂的门正对着柯勒律治的故居。[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