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生一義

柳生一義原籍東京市牛込區若松町，在元治元年（1864年）和曆12月12日出生[3]於尾張國名古屋[2][註 1]，是名古屋人柳生房義長男[1]，亦為劍道家柳生宗矩的子孫[5]。幼年時品學兼優，有「神童」之稱[3]。11歲時被託付給前田亨，進入近藤私塾就讀[4]。之後柳生房義擔任大阪鎮台，柳生一義隨其父搬到大阪，就讀於大阪英語學校，在英語學校中認識了後來的台灣銀行第一任頭取（總裁）添田壽一 [4]。1881年進入大學預備科，但途中因病休學一年[4]。1891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就讀，同年7月從政治科畢業，獲取法學士學位[3]。畢業之後在大藏省工作2年[4]，後通過高等文官考試，先後擔任陸軍省參事官、臨時台灣電信建設部事務官、臨時臺灣燈標建設部事務官、法制局參事官、製鐵所事務官、農商務省參事官、通信事務官、橫濱郵便電信局長等職[3]。

柳生擔任副頭取時所居住的官舍，後來成為嚴家淦故居，2010年獲指定為國定古蹟

1899年4月，柳生受到添田的推薦[4]，擔任台灣銀行創立委員[6][3]，同年6月台銀成立，被推選為副頭取，因而來台[6]。

1901年11月22日[7]，柳生當選台灣銀行頭取，任內致力推動幣制改革。當時，日本國內的幣制從銀本位制改為金本位制，但台灣銀行券仍然使用銀劵[4]。柳生屢次請求大藏省修改幣制，並於1903年向大藏省提交一項修改幣制的法案——「台灣銀行法改正案」[4]。正當大藏省決定提交這項法案時，台灣總督府便開始著手實施金本位制並發行金券，而台灣銀行也在金券發行時，將金銀過渡時期的店家營運方針告訴給台灣各大商家[4]。

台灣傳統的土地制度是一田二主制，大地主會將土地租給小地主並收取大租，小地主則向佃農收取小租[4]。台灣日治時期，總督府廢止大租權，改發放「大租補償金」給地主。台銀使用公債發放大租補補償金，並與總督府協商，以公債作為抵押，進行高價購買和低息貸款[4]。

柳生為擴大金融控制，決定要讓台銀在中國和南洋開設支店（分行），並在1908年赴歐美視察[4]。其加入大藏官阪谷芳郎的渡歐團，先後訪問美國、英國、歐洲、比利時等地，在回國途中順便到滿州和華南各地視察，翌年2月回國[4]。赴歐美視察後，柳生即對南方地區產生興趣[4]。

除上述之幣制改革和地租改革之外，柳生亦極力擴大台銀在台灣島內及海外的支店數量。台銀在當時不僅只在台灣發展業務，還同時扮演日本南進政策中的金融資助者腳色，是日本資本在華南和南洋從事商業貿易的金融機構[6]。因此，柳生一義全力將台灣銀行的業務向海外擴張，也與中國建立融資關係[6]。截至1910年代末，台銀的分行在台灣總共開了15間，日本5間，海外14間[6]。1910年以前在海外設立的分行大多集中在華南一帶，1910年代所設立的海外分行則擴展到華中和南洋，1914年，台銀甚至在英國倫敦設立分行[6]。

1911年，台灣適用日本貨幣法後，柳生提出「圓銀流布」政策。此政策主張，如果想進入南方金融市場，一定要讓日本銀行流入當地，台灣銀行再代辦兌換日銀支票，藉此統一華南貨幣[8][6]。

1915年11月，柳生成立華僑銀行，並表示：「日華兩國人民習俗相同，能共同投資豐富的資金，創立以南洋全域為營業範圍，並連繫華南、日本兩地金融的大型華僑銀行」。但華僑銀行案在柳生任內沒有實行，而是由後任的台灣銀行頭取繼續辦理[8]。

1915年，柳生因參加父親的葬禮而返回東京，途中去了一趟大藏省，向其提出辭職請求[4]。離台後，柳生曾被朝鮮銀行、東亞興業、日本興行銀行等企業招聘，也有人提議他應轉向政治方面發展[4]。其最後加入日本郵船株式會社擔任取締役[4]。1916年1月24日，柳生卸任台灣銀行頭取一職[6][7]，1919年初擔任華僑銀行顧問[4]。同年其患上重病[4]，翌年1月20日[2]過世[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