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涉嫌收取澳洲企業款項事件

行政長官辦公室回應，有關款項只是涉及梁振英未當特首前提供的服務，毋須申報。該份合約是離職協議，是一項不公開的商業安排，純粹是確保梁振英離職後不會與UGL競爭，並非由於日後會提供任何服務。雙方交易時，梁振英已辭去行政會議職務，又未獲選為特首，在現行制度下毋須申報。[6][7]立法會法律界議員郭榮鏗表示，若報道和披露文件屬實，梁振英已嚴重違反多項法例和行政規定，包括涉嫌觸犯《防止賄賂條例》、違反行政會議的利益申報規定，以及作出失實聲明，要求梁振英必須立即作更詳盡及全面交代。[8]立法會議員郭家麒致函稅務局局長，舉報特首梁振英涉嫌瞞稅，要求澄清梁振英有否向稅局申報報酬收入，及是否計算在應繳稅項之內。特首辦指，梁振英去年就收取澳洲公司款項繳交薪俸稅徵詢過執業會計師意見，因非本港產生的入息認為毋須課稅；而一筆150萬英鎊花紅則已付稅。[9]

立法會會計界代表梁繼昌質疑特首梁振英收取澳洲公司的款項，不可能不涉及稅務問題。他指出，提供顧問服務屬經營業務，即使無需繳納薪俸稅，亦可能要繳交其他稅項。他又指，提供高額離職費做法常見，但條款通常列於主體交易協議中，質疑為何梁振英的協議是單對單簽署。[10]立法會議員李慧琼指，這種「黃金握手」是商界慣常做法，只是保障收購一方的利益，有關協議是商界慣常做法。她認為，UGL已表明梁振英並無向公司提供任何服務，根據目前的資料，梁振英並無實質利益衝突。

律政司發言人亦表示，司長袁國強為免產生任何偏頗和不當影響的印象，已授權刑事檢控專員處理案件。[11]其後梁振英多次公開回覆，因有關收益不在香港產生，他認為不需撽交香港稅款；而香港立法會在建制派議員「護航」下否決了運用特權法調查有關事宜。

最終在2016年11月2日，梁繼昌議員及尹兆堅議員在當天的立法會會議上，通過遞交呈請書的形式[12]，獲得28名非建制派議員一致支持，成立了專責委員會調查該事件。[13]但由於該委員會并非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成立，并無權力强制傳召證人或調取資料。[14]呈請通過之後，反對該呈請的建制派通過把持内務委員會會議，占據了專責委員會11名委員中的7名，并據此全占正副主席職位。[15]其後，建制派議員在立法會大會再次否決了授予該委員會特權法權利的議案[16][17]，并在該委員會的前幾次會議中進行拉布拖延議程，最終在2017年5月的第1次閉門會議中爆發了浩鼎門醜聞。[18]

由於事件發生時正值香港爆發佔領中環、“雨傘革命”期間，事件引發香港社會討論的同時，亦引起中央的關注。《人民日報》在2014年10月15日發表的評論員文章《坚决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中，指出“佔中”组织者以香港特区政府为靶子，不断制造议题、挑起纷争，极力打击行政长官威信、阻碍特区政府施政；又指“佔中”组织者无视基本法的规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不惜策动所谓“公民抗命”，公然以“佔中”这种违法方式，逼迫中央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让步。为了实现这一企图，他们把矛头直接对准了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罗织罪名、编造谣言，企图把中央信任的行政长官逼下台，在香港上演“颜色革命”的一幕。文章指，任何关心香港、爱护香港的人，都应该对这种以“私愿”劫持“公意”的行为说“不”，都应该在法治的理念下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19]

2017年2月28日“兩會”召開前，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增补梁振英为全国政协委员。梁振英強調，自己过去两年多已向中央全面解释UGL事件，中央完全知情，并已经寻求法律意见[20]。3月10日，全国政协常委会以294票赞成、2票弃权通过提名香港特首梁振英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候选人，将于13日全国政协闭幕会议上进行表决。外界预料该任命将顺利通过，亦猜測梁振英出任政協副主席一事，將在中央层面扫清“UGL 事件”造成的障碍，但这同时也引发香港社会担忧，在他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后，“UGL事件”的跟进调查是否也会不了了之。[21]。最終梁振英成功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與董建華不同的是梁振英在特首任期內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林行止認為不得告梁振英，因為「全国政协副主席」屬於「国家领导人」，而且梁曾兩度被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公開點名讚揚有功，包括有效地「打擊港獨」，及在改革開放初期對中国大陆有特殊貢獻[22]。

2016年7月7日，香港廉政公署廉政專員白韞六因為李寶蘭的「差劣表現(poor performance)」停止署任李寶蘭為執行處首長，由現任執行處處長（私營機構）的丘樹春出任執行處首長，李寶蘭其後提出提早解除合約，自行離職[23][24]。被指李寶蘭「愛將」的執行處首席調查主任高迪龍亦隨後在11日辭職[25]。引起大批廉署人員不滿、令士氣低落，並杯葛周年晚宴[26][27]。有立法會議員質疑事件另有內情。立法會議員梁家傑表示，事件「非政治干預莫屬」[28]、何俊仁和涂謹申質疑李寶蘭被停止署任與她調查特首梁振英涉嫌收取澳洲企業款項的案件有關[29][30]。

白韞六則指梁振英無給意見、無參與決定，並以涉及個人私隱為由未有交代為何認為李寶蘭工作表現不達要求、是否曾犯錯等[31]。前副廉政專員及執行處首長李銘澤表示，事件「耐人尋味」。他指根據1994年廉政公署權責檢討委員會報告書，列明只要是處長級以上的委任(首長級第三級D3或以上)，都要先諮詢港督、即現時特首的意見。白韞六只是將「知會」梁振英而後者沒有表示意見是「沒有依法辦事」[32]。梁振英則在7月14日的立法會答問大會中強調「特首不可能干預廉署工作」，又指「行政方便」的署任不需特首批准[33]。

2016年9月29日，梁振英突然透過薛馮鄺岑律師行向《蘋果日報》發出律師信，指該報由專欄作家盧峯撰寫並於9月8日發表的社論文章[34]，是「錯誤地、惡毒地及惡意地指控（falsely, viciously and maliciously accused）梁振英貪污，阻礙梁振英行使競逐連任特首的權利」。[35][36]而《蘋果日報》總編輯陳沛敏回應稱，對新聞界發律師信是梁振英一貫作風，事件已交由律師處理[37]。

2017年3月7日，梁振英針對立法會議員梁繼昌在3月1日在立法會議事廳外見記者時，提及梁振英正因UGL事件受廉政公署調查，甚至是外國政府稅局的調查對象。梁振英認為對方言論是誹謗，透過律師正式入稟高等法院控告梁繼昌，要求法庭頒下禁制令，禁止梁繼昌以任何方式再次發表相關言論，並要求梁繼昌賠償，包括加重性及懲罰性賠償、另要求梁繼昌支付訟費[38]。

2018年6月，香港蘋果日報報導，禮頓建築在前特首梁振英任內獲多項大型基建工程合約，而禮頓與UGL屬同一母公司，後來禮頓與中国建筑国际所承建沙中綫工程出現問題。梁振英發文指與禮頓從無關係[39]。

2017年5月15日，香港立法會就梁振英UGL事件成立調查委員會[40]，但建制派議員在會上不斷以技術理由「拉布」，又要求會議閉門進行；在2017年5月15日的閉門會議上，立法會議員周浩鼎提交的修訂文件[41]，電腦記錄顯示曾經由特首辦修改。有委員要求周浩鼎辭任委員，但建制派力保周浩鼎。工黨前副主席鄭司律形容事件為「浩鼎門事件」[42][43]。5月19日，周浩鼎即時辭任委員會副主席職務。[44][45][46][4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