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 (1926年)

1967年5月16日，香港親共人士宣佈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簡稱「各界鬥委會」）由工聯會理事長楊光出任主任，楊光在鬥委會成立典禮上稱「鬥爭形勢好得很、動作要快，來一次強而有力的反擊。」[5]鬥委會隨即以「反英抗暴」為口號，聯合各親共團體數百人，手持《毛主席語錄》前往港督府（今禮賓府）示威遊行，並在港督府門外張貼大字報。港督府一度成為集體抗議示威的主要目標。港府重申要維持法律秩序，限制到港督府請願人數，抗議行動於是轉到中環花園道和皇后像廣場一帶。港九各地陸續有集會和示威，參加者除工人外，亦有學生及其他群眾，期間拱北行政府新聞處舊址（今長江集團大樓）播放歐西流行曲去鎮壓示威者。雖然集會及罷工的響應者逐漸減少，但在6月起便有幹部策劃在北角使用炸彈襲擊電車[6]。縱使7月起的集會人數及騷亂規模大為減小，楊光領導的鬥委會卻轉移發動連串炸彈襲擊[7]，1967年5月至12月間在香港各區街頭有8,074件疑似爆炸品被放置或投擲[8]，當中有1,167枚真炸彈[9]，炸彈擺放的位置不止於政府機構，尚有電車站、碼頭、兒童遊樂場、戲院、郵局及銀行等，導致香港警察及多名無辜市民死傷[10]。

1967年六七暴動期間，商業電台節目主持人林彬在廣播節目中多次批評以鬥委會為首的左派擾亂香港社會秩序，諷刺左派發動罷工、罷課及罷市失敗，更多次譴責鬥委會核心領導人楊光。鬥委會在7月將騷亂升級為土製炸彈襲擊浪潮，在香港各區街頭、政府設施、車站及渡輪碼頭放置炸彈及疑似爆炸品，嚴重影響市民的正常生活和人身安全，並造成多宗人命傷亡。8月20日，暴徒在北角清華街放置的炸彈炸死一對年幼姊弟，林彬在電台節目《欲罷不能》斥責左派份子的恐怖主義行為[11]，諷刺左派「無恥無良、低能邋遢、下流賤格」[12]。另一方面，一直支持暴動及讚揚暴徒發動炸彈襲擊的左派報紙《大公報》在清華街慘案發生後並沒有報導有兩名兒童被炸死的消息[13]，卻在其港聞版揚言左派即將對林彬採取行動[14]。

1967年8月24日早上8時許，林彬偕堂弟駕着藍色福士私家車於何文田窩打老道山文福道嘉鳴閣住所附近，被偽裝成修路工人的兇徒攔截。兇徒向車上潑以電油縱火，林彬滾出車後再被淋電油，臉部燒焦，頭髮燒光。他在救護車一度甦醒，並向妻子大喊：「左仔害死我咯！」結果林彬與其同車的堂弟林光海被燒死。事發當天「地下鋤奸突擊隊」司令部發表公告，指事件是「向林逆作出民族紀律的處分，嚴厲懲罰，以示儆戒」。《大公報》在他遇害翌日以「地下突擊隊鋤奸　敗類林彬受重傷」為題，譴責他為「對於愛國同胞極盡污辱誣蔑之能事」、對殖民地政府「認賊作父」。該報又稱呼林彬為「林逆」，細數其「罪狀」，「此人一向在反華宣傳中充當爛頭蟀角色……他天天叫囂，用盡無恥無良低能辣撻下流賤格的語言，把祖國的革命群眾稱為暴民。」林彬被殺後，左派稱林彬為「民族敗類，港英走狗」；謀殺是「執行民族紀律」，並聲稱仍會繼續「制裁其他敗類」。事件中無人被捕，至今仍為懸案。雖然未有證據證實楊光直接指使謀殺林彬，但由鬥委會成員羅孚出任總編輯的左派報紙《新晚報》（《大公報》屬下媒體）[15]，卻於林彬遇害當日的中午即刊登「地下鋤奸突擊隊」為名的左派組織為燒殺林彬承認責任[16]，所以社會一般認為左派組織「鬥委會」及其負責人楊光[17]，需要為連串炸彈襲擊造成的死傷及林彬被殺害的事件負責[18][19]。

2015年5月楊光逝世，曾任第四至十屆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會議香港特區代表、香港培僑中學校長、六七暴動期間是鬥委會成員的吳康民，2015年5月在《明報》撰文表示，六七暴動時，楊光的角色「...『一切聽指揮』，自己並無決策權。事無大小，都得聽香港新華社的。而且事實上鬥委成立不久，楊光就已成港英當局監視以至追捕對象。他率眾到總督府示威以後，就只能躲進中國銀行大廈頂樓，作為『寓公』達數月之久。」至於當時的暴力行動，包括「放真假炸彈，以至炸死北角無辜小童，暗殺林彬」，吳康民指出：「都不是楊光作出的決定。也許執行者是某些工聯會的屬員，但指揮行動的都另有其人。楊光當時只是一面空頭旗幟，甚至可說是個傀儡，並未參與實際工作。」對於楊光個人的評價，吳康民認為他「...是一個平和但缺乏主見的人，因為他聽話，所以才能擔任這個『反英抗暴」的『旗手』。」此外，吳康民認為楊光為人「...一生淡泊自持，絕對不是一個『工人貴族』，是真正的無產階級......由於他平實、聽話，為工人階級所接受。但又因他『文化不高，缺乏辯才』，所以也不算是一位出色的工會領袖。」[20]

對於楊光被指只是香港新華社的傀儡及受後者指使發起六七暴動[21]，而當時的新華社香港分社是由社長梁威林、副社長祁烽所領導[22]。六七暴動期間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梁威林早於1996年接受訪問時，曾經否認自己為了避免被召回國批鬥而刻意在香港發起左派暴動，以表達對文革的支持。梁威林辯稱六七暴動是工人的自發抗爭，中國國內對香港抗爭活動的支援是在中國中央政府授意下進行，梁又稱時任中國總理周恩來也曾經支持這場打倒大英帝國及顛覆香港政府的暴動，直至北京發生火燒英國代辦處，弄出外交風波後才改變態度[23]，對於放置炸彈等行為，梁威林承認是受到文革武鬥的影響，梁認為廣大香港同胞都是愛國的，至於運動中出現的問題，應由中共中央香港工作委員會負責[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