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科学家

民间科学家的产生固然来源于人类本能的探索兴趣。按照马斯洛需求理论，民间科学家基本的需求被满足后，为满足自尊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转而研究科学，因此不少民间科学家并非出身于底层。

还有一部分民间科学家纯粹出于沽名钓誉或引人注目的目的。

在中国大陆，有学者分析，民科的出现也与“大跃进”思潮、1980年代中国官方对于科学家的宣传和重视等历史因素有关。[7]

1980年代以前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强化着这样一种价值观念：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理想（比如为国争光，为人类造福等等），为此，个人的物质生活乃至生命都是可以并且应该牺牲的，是谓献身。……当不足以牺牲生命时，就强调对物质生活的牺牲——“苦行”。……在这种语境中，苦行与牺牲都具有很高的意识形态价值。反过来，苦行与牺牲的决心与程度，又成为其衡量精神和理想是否纯粹的标志。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理想主义姿态与这种语境正相一致。同时，这种“争光理想”与某些传统思想，如孟子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民间之“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在表现形式上并无二致。因而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理想主义表观下，也可能潜藏着某种功利之心。……然而，为什么是科学，具体而言，为什么是哥德巴赫猜想之类的科学领域成为民间科学爱好者献身的对象？

从五四运动开始，科学的地位日渐提高。1949年之后，唯科学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科学常用作形容词，代表正确的、高明的、有效的。投身科学事业一度是广大青年的美好选择。然而在文革期间，虽然“科学”这个词仍然具有意识形态价值，但具体的科学工作和科学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一再下降，甚至有了负的意识形态价值。这时，科学已经不能作为实现“争光理想”的手段。

1976之后，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巨变。1977年高考恢复，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学的春天”在中国大地突然降临，科学家重新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成为当时的流行语。……甚至在1980年前后高中文理分科时，曾存在普遍的文科歧视——只有理科学不好的人才会去学文科。

——田松，《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基本界定及其成因分析》[2]

在英語語系下的民科一詞可追溯到1833年，與其類似的另一個詞“胡思亂想的”（英語：）則是1821年創造出來的。該詞隨後因為霍勒斯·格里利在總統競選時被用該詞嘲笑而知名。

1906年，《自然》期刊定義當時的民科為：

一個民科就是思想觀念無法被轉變的人。
— 自然，1906年11月8日刊

一些真正的科学家，没有经过常规的升学途径，或业余进行研究，仍然通过令人可信的研究成果赢得同行的尊重。如数学家华罗庚，遗传学奠基人孟德尔，鱼类研究学者日本明仁天皇，以及古生物研究者郑晓廷等。

有人认为部分知識確實並不一定需要特定的培育养成方式[8]，民间科学家事实上仍然可以在以下领域做出原创性的发现：

• 博物学的资料收集整理
• 天文学的新星体发现[2]
• 新物种和化石的发现
• 人文科学研究

专业的科学工作者多对民科持否定的态度。方舟子认为“民间科学家”称为“科学妄想家”更合适，也指出人们常将鼓励民间技术发明和鼓励民间科学研究混为一谈[9]。

21世紀初以來有部分自称“民间科学家”者不断在网络上引起激烈争论[10]，由于他们的理论不容于学术界而又极度固执己见，并在媒体上掀起过风波[11]，并引发激烈的争论。对于民间科学家的同情者和对于正统科学的捍卫者也产生了矛盾[12][13]。

部分在其他领域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士（如廖凯原推出“轩辕反熵体系”[14]、燕山大学教授李子豐的《坚持唯物主义时空质能观 发展牛顿物理学》[15]以及成立於2002年反對相對論的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16]）利用自身的名誉和财力，大肆推广其理论，对于公众、学术机构和媒体造成一定困扰。

缺乏科学素养的民间科学家，往往会寻找科研院所或院校的研究员或者教授，甚至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17]，获得一些认同，或者试图让对方指导，乃至于想要驳倒对方。对此，大学、科研院所及个人也有了不同的应对方法。除了本人或指派秘书置之不理外，还有设置题目作为关卡，公开发表声明等较为柔性的方法：

• 杰拉德·特·胡夫特撰写了《如何成为糟糕的理论物理学家》。[18]
• 一个都市传说描写了这样一个啼笑皆非的故事：中国科学院为应对民间科学家来访，制作了若干道数学题，训练保安掌握这些题目，以作为鉴定民间科学家是否的确有真本事的方法。[19]
•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田松曾专门撰写论文研究“民科”现象。[2]

部分民间科学家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不能与科学共同体甚至与世俗社会达成正常的交流，甚至出现某种妄想的特征。一些民间科学家因执着于错误的追寻理想的路线，进而丧失基本的生存能力。[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