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防爆器械厂

沈阳防爆器械厂成立于1966年，原由沈阳变压器厂负责建立，工厂的建立者为变压器厂员工家属。1978年，被沈阳市政府收归国有，变成市属企业，隶属于沈阳市拖拉机制造总厂。几经变革之后，与1983年更名为沈阳市防爆器械厂。

1984年起，沈阳市政府多次更换工厂的主管单位，管理出现混乱。从1978年工厂被收归国有，到1985年，该厂曾经先后划归7家企业管辖。1980年到1983年，工厂更换的领导约有十几人。1984年底，工厂连续亏损并欠下大量债务，欠债总额达48万元。

1985年8月3日，沈阳防爆器械厂与其他两家企业遭到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破产警戒警告”。根据同年2月9日通过的《沈阳市关于城市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这三家企业要求在一年之内实现扭亏为盈，否则将被强制破产。

但是，由于企业自身生产效率低下，生产方式落后，原有债务数量庞大，遭到警告之后商誉受损，在1986年8月3日，沈阳防爆器械厂没能实现扭亏为盈，被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宣告破产，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破产的企业。[1]

9月25日，该厂被整体拍卖，沈阳市煤气供应公司出价二十万元，买下这家破产企业的全部厂房、设备、产成品及其他资财。拍卖所得20万元，按比例偿还给债务人。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从此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

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当时党中央的领导人认为，当时国有企业生产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是，国有企业由于高福利制度以及终身制工作岗位的存在，工人生产缺乏积极性。于是，党中央做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简政放权，减税让利的决定，要求国有企业自负盈亏，并通过1983年开始的两步“拨改贷”改革，取消对国企的拨款援助，转为要求其向银行贷款；通过“利改税”，变上缴利润为按照国家规定的税种和税率缴纳税款。[2]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党的高层决策者认为当前的改革措施并没有收到很好的结果，两步利改税实行之后，全国国营企业出现连续22个月的利润滑坡。[2]很多国企由于工作职位终身制的存在，生产积极性不高，生产状况持续恶化。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存在，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约束，对于生产状况不佳的企业，政府只能够撤销这些工厂，并将原有工人转移到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中。这种形式的处理方式，使得企业中的工人不必担心失业问题，给工厂发展提供了负面的激励。从而工人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3]

因此，当时学界和政界都开始考虑进行国企的进一步改革，通过实现企业破产来实现对一些经营状况较差的国企的清理。

当时的沈阳市市长李长春决定，在沈阳市选出一个企业作为第一个破产企业，以示警醒。[4]在这种党的领导者决定实行企业破产的政策的背景下，1986年沈阳防爆器械厂的破产便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 沈阳防爆器械厂的破产，标志着中国国企改革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从此破产机制被引入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企业不再完全由政府管理，开始参与市场竞争，使得工厂的领导者开始有了一定的危机感，对企业的管理更加高效科学，工人工作效率提高。

• 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破产，直接催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的制定。1986年12月2日，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全体会议，再次讨论国家企业破产法，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试行）》，从此企业破产有了法律依据。

• 破产法的通过，进一步推动了企业承包责任制改革的进行，确权工作进一步展开。但是，伴随着这个过程，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

1. 改制后的企业领导获得较大的行政权力，在干部任用出现了一些偏于亲友的情况；
2. 企业中的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受到约束，职工代表参与工厂日常事务管理的能力、程度和积极性下降，工人民主自治的权利受到削弱。
3. 在从此之后的企业破产事件中，工人的安置问题没有实现很好的解决。以沈阳防爆机械厂为例，破产时工厂里有工人72名，二十几人当场声明不领救济金，自寻生路，另有二十多人要求提前退休。[5][6]
4. 从此之后其他企业破产时，工人的待遇逐渐下降，使得工人袭击工厂领导的事件时有发生，野猫罢工增多，工人参与的群体性事件增多。工人的社会地位出现下降，对自己身份的心理认同出现改变。这都导致现在中国工人生活的困境。[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