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朔三镇

唐代的河北已經高度開發，“河北貢篚徵稅，半乎九州”[2]，再加上“河北氣俗渾厚，果於戰耕”[3]，“冀州产健马，下者日驰二百里，所以兵常当天下。”[4]

安史之乱后，唐代宗将河北安史降将就地封为節度使，其中李怀仙據范陽（今河北北部），田承嗣據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李寶臣據成德（河北中部）；其后，河朔三镇逐渐成了地方割据势力，中央政府难以控制，乃“藩镇之患”的肇始。[5]

代宗大历三年（768年），李怀仙为其部下朱希彩、朱泚、朱滔等所杀，此三人相继为节度使。大歷十四年，田承嗣死，其侄田悦承袭。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求继。德宗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李惟岳與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等联兵抗命。唐朝派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等率兵讨伐，李希烈反與河北藩镇朱滔、田悦等勾结，據許州（今河南许昌市），乱事进一步扩大。兴元元年（784年）正月德宗下罪己诏，河北三镇之亂才逐渐平息。此后，河北三镇自立節度使成了惯例，河北三鎮歷任節度使共計57人，由朝廷所選擇，而委任的，不過4人。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指出，唐代自安史乱后，“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二国”，“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故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

河北的军事割據反映在唐朝的文學作品中。马戴、贾岛都是河北人，要绕道渤海、东海海路才回到唐朝故土，河东（今山西）或河南（今河南）是不能隨便入境的，马戴的《寄贾岛》诗云：“海上不同来，关中俱久住。”

唐宪宗时期河北三镇曾短暂向中央表示归顺：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反正；燕薊節度使劉總被朝廷勒令剃髮出家；成德節度使王承宗死，弟王承元棄鎮，入朝為官。

但宪宗死后，唐穆宗長慶年間，三鎮又开始反叛，原因是中央接收河朔，長官多昏庸驕矜，長慶元年（821年）燕薊發生兵變，士卒禁錮節度使張弘靖，盡殺其幕僚；長慶二年，魏博又復作亂，成德士卒也造反，杀了魏博調來的新任成德节度使田弘正，朝廷命裴度统兵讨伐，又命田弘正子，亦即魏博節度使田布出兵助讨成德，但是魏州兵馬使史憲誠要求田布實行“河朔故事”（恢復獨立狀態），田布不願背叛朝廷，只好仗劍自刎。至此三鎮出現的新的割據領袖：朱克融、王庭湊、史憲誠。而该三镇内部也反复哗变，相淪繼胥，如史憲誠兵變不久後即死於亂兵之手。至此藩鎮割據局面一直延續至唐朝滅亡，朝廷再無能力征服。

亂兵是唐朝藩鎮割據一方的特色，所謂“長安天子，魏府牙軍。”[6]张国刚在《唐代藩镇研究》一书中提到藩镇动乱的四个特点：封闭性、凌上性、反暴性、嗜利性。趙翼更表示：“秦漢六朝以來，有叛將無叛兵。至唐中葉以後，則方鎮兵變比比而是。”[7]不過河朔三鎮至唐代滅亡前夕，仍奉唐朝為正朔，成德節度使王元逵“歲時貢獻如職”，唐文宗將絳王李悟之女壽安公主嫁給他，正如李德裕所言：“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8]

文宗時，宰相牛僧孺曾說：「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暫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9]意思是只要這些藩鎮能捍禦華北邊疆的夷狄，他們對朝廷的逆順，已不是重點之所在[10]。故宋人尹源評說：「弱唐者，諸侯也；既弱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唐之弱，以河北之強也；唐之亡，以河北之弱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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