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寇
流寇,又稱流賊,是指流動的土匪、強盜,尤指明朝末年的流寇。
歷史
流寇發展的歷史相當久遠,組成份子相當複雜,有逃丁、邊兵、驛卒、礦徒、饑民等,一般流民即可發展成流寇,唐末的王仙芝、黃巢之亂即可視為流寇。流民聚結成寇,首領多是出自於邊軍,或分或合,到處搶糧,使官兵東西奔擊,窮於應付。阎尔梅说过,“寇起山陕之初,各携其妻孥、亲戚置营中”。[1]历史上最长的流寇流动是黄巢,曾两次攻陷长安。一旦流寇停止流動,便失去流寇的特性,兵科张缙彦曾奏言:“臣任清涧知县,于兵情、贼势,亲见有素。盖贼之得势在流,而贼之失势在止;贼之长技在分,而贼之穷技在合;贼之乘时在夏、秋,而贼之失时在冬、春。”黃巢與李自成皆因攻陷首都後失去戰力。
明朝流賊
明朝政府制定有魚鱗冊,不允許人口隨便流動,謹防流賊。然而明朝末年的流寇蔚為奇觀,有山西人曾记录流寇首领名单:“紫金梁其首也,余八大王(张献忠)、扫地王(張一川)、邢红狼、黑煞神、曹操(罗汝才)、乱世王、闯将(李自成)、撞塌天(当即闯塌天刘国能)、满天星、老回回(马守应)、李晋王、党家、破甲锥、八金刚、混天王、蝎子块、闯王(高迎祥)、点灯子(赵四儿赵胜)[2]、不沾泥(张存孟)、张妙手、白九儿、一阵风、七郎、大夭王,九条龙、四天王、上天猴(刘九思)、丫头子、齐夭王、映山红、催山虎、冲天柱、油里滑、屹烈眼(当即革里眼贺一龙)。”趙翼《二十二史劄記》還列出唐賽兒、劉千斤、李鬍子、葉宗留、鄧茂七、李添保、黃蕭養、劉六、劉七、齊彥名、趙瘋子、曾一本、徐鴻儒、劉香等人,其中劉香是海盜出身。
崇祯二年(1629年),後金入塞,山西巡抚耿如杞率山西兵马赶赴京师勤王,因粮饷不足,兵部令守通州,又調昌平,又明日調良鄉,部队发生哗变,纷纷逃回山西。[3]崇禎二年“議裁驛站冗卒”,被裁失業的驛卒與流寇合流,流賊遍及山西、陝西、河南、湖北、四川等省,李自成本人就是這次事件中的要角。流賊所到之處,饑民爭附之。崇祯二年(1629年),崇祯帝令陕西巡抚刘广生留杂项辽饷银1万4千两,就地赈济。
崇祯三年(1630年)三、四月间,老回回马守应、八金刚、王子顺、上天猴等部渡黄河,分兵两路进入山西西北部。王嘉胤、罗汝才、张献忠、李自成等,亦先后率部进入山西。
崇祯四年(1631年),职方郎中李继贞上疏说:“皇上以数万金钱活数十万生灵,福泽莫大焉!活数十万生灵,而农桑复业,赋税常供,所获不止数十万也,利益莫大焉!”[4]几天后,李继贞再次疏陈赈济的重要性:“臣部若不代请,日复一日,残破愈甚,将费数百万不能收拾;而人民逃窜,东作尽废,延安、西安、平阳、汾州百万钱粮尽成乌有,虽增兵增饷何救于事。度今日平贼之费,与他日平贼之费,孰少孰多?今日借出之费,与他日有出无入之费,孰得孰失?当有不待臣言而洞然于心者矣。”崇祯四年(1631年),崇祯帝以内库银10万两,令陕西巡抚御史吴甡赴陕西延长赈济。点灯子與满天星受抚后,上天龙、王老虎、独行狼、郝临庵、刘六等部一度受抚。但吴甡赍来的赈银十万两,加上藩王以下捐助的五万两和粮食二万石,僅是杯水车薪,“所救不及十一”。[5]杨鹤的抚局没有推行多久,就以失败告终。[6]
崇祯八年正月,扫地王、平地王等率部经颍州直抵凤阳,烧享殿,掘皇陵,朝野震动。
滎陽大會
崇祯八年正月(1635年),有荥阳大会,吴伟业《绥寇纪略》:“贼侦知,合七十二营头目老回回、闯王、革里眼、左金王、曹择、改世王、射塌天、八大王、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等十三家会荥阳,议逆官军。……壬子(初一日),杀牛马祭天誓师,赐诸贼饮铺,部署已定。有亡自贼中来告状。”娄曾泉於《明朝史略》称“在这次会议上,李自成初露锋芒,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胡允恭亦言,“荥阳大会堪称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明末农民起义将由困难走向胜利,农民军由分散的武装斗争趋向联合作战”,这是一次“划时代的荥阳大会”。[7]
滎陽大會僅出自於《绥寇纪略》一書,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张岱《石匮书后集》、计六奇《明季北略》、彭孙贻《平寇志》和谈迁《国榷》均無記載。顧誠《明末農民戰爭史》稱:“所謂滎陽大會召開的起因和議題,同基本的歷史事實鑿枘不相容,顯然出於好事之徒的附會”,結論是“滎陽大會是一個虛構事件”。
李自成
崇祯八年,洪承畴督剿西北的李自成,卢象升督剿东南的高迎祥。崇祯九年张献忠部一度围攻滁州,逼近南京,又转而围攻凤阳,不克,辗转进入庐州、安庆府境。同時,高迎祥部则由密县、登封至嵩县,又回到陕、豫交界之山区。是年,高迎祥被俘犧牲,李自成繼任闖王。事實上,明代萬曆年間,流寇已成大患,崇祯十年,兵部尚书杨嗣昌奏疏:“流贼之祸,起于万历已未(万历四十七年),辽东四路进军,三路大溃,于是杜松、王宣、赵梦鳞部下之卒相率西逃。其时河南抚臣张我续、道臣王景邀击之于孟津,斩首二十余级,飞捷上闻。于是不入潼关,而走山西以至延绥,不敢归伍而落草。庙堂之上,初因辽事孔棘,精神全注东方,将谓陕西一隅不足深虑。不期调援不止,逃溃转多,饥馑荐臻,胁从弥众。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崇祯十年卢象升奏言: “寇每股虽号数万,妇女老弱半焉。”崇祯十年三月,杨嗣昌提出四正六隅十面网之策,加强了对农民军的围追堵截。
崇祯十年的陕西大旱,李自成部转移到巩昌府南部。孙传庭奏称:“臣维闯、过等贼,与大兵相持于阶、成山中者七、八月,气焰风声,益非昔比。”
崇祯十一年,河南、山西、陕西、山东及南直隶的沿海地区皆旱。華北一带“旱,蝗,赤地千里”。[8]
崇祯十三年,灾害扩大,北方全部沦为旱灾灾区。《豫变纪略》卷三:“是时大旱、蝗,川泽皆竭,濠隍之径扬尘。自是而后,土寇大起如蝟毛。”崇祯十三年秋天,张献忠部进抵绵阳、汉州、金堂、简州、资阳、泸州。崇祯十三年冬,李自成出商洛山,进军河南府境。此时的河南府已大旱三年,赤地千里,饿殍遍地。李自成进军河南府時,“贼既入豫,饥民从者日众”。北方大旱摧毁了明朝财政,义军則休养生息,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崇祯十四年二月,李自成部攻开封,有骑兵三百人,步兵三千人,“合诸胁从之徒约三万人”。崇祯十四年以后农民军已摆脱不利的局面,寇強官弱,千里纵横。
崇祯十五年八月,明督师侯恂在《论中原流贼形势疏》中说到,“贼中联营各部,如曹操一支,窥李自成有兼并之心,阴相猜贰。”崇禎十六年以後,李自成的大順部隊已不可擋,陣中發展出強大的進攻能力,每三万骑兵,分作三个行列,“前者返顾,后者杀之”,如同三堵墙一般,時人呼之三堵墙。饥民往往充当农民军的炮灰。[9]。崇祯十六年秋,孙传庭部在豫西與李自成郭决战,官军败,孫傳庭戰死。明亡矣。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國。接着,李自成部进军山西,在平阳分兵,一路北上太原、大同、宣抚至北京,另一路经泽州、怀庆、卫辉、大名、河间至北京。兩軍皆勢如破竹,明朝滅亡。
明朝並非不能抗擊流寇,然剿不勝剿,又陷於東北清兵堀起,苦於兩面作戰。終至亡國。[10]明王瓊《雙溪雜記》即說明:“當流賊內亂之時,而胡虜不侵,猶能支也。”
清朝
流寇並非明朝所特有,清之白蓮教、捻亂也屬流寇性質,嘉慶二年(1797年),明亮、德楞泰總結白蓮教“行不必裹糧,住不藉棚帳,黨羽不待徵調,蹂躪於數千里”“東奔西竄,無久占之地,無一定之所,以劫掠為生”的流動作戰方式,進呈《籌令民築堡禦賊疏》一文。
石达开從太平天国政权出走之後。曾国藩稱石达开说“既钝于浙、钝于闽,入湘后又钝于永祁,钝于宝庆,裹助之人愿从者渐少。且无老巢以为粮台,粮、米须掳,子、葯须搬,行且自疲于山谷之间。”[11],最後“粮尽,食及草根,草尽,食及战马,兼之疟疾流行,死亡枕藉”[12]
「捻」者,捻香也,流動於黄河流域,捻亂持續時間比太平天國更長,也更難平定。1865年,僧格林沁中伏被全殲之後,清朝傾全力對付捻軍,動用湘軍、淮軍及數省兵力,利用地形,「畫河圈地」,後分為東、西二捻,西捻為左宗棠所平定,東捻被李鴻章所滅。
注釋
- 见《阎古古全集》卷六,《流寇议》
- 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一,说点灯子原名孟长庚。
- 據耿如杞《世篤堂集》所收《勤王揭稿》,譁變的軍隊是張鴻功所統山西鎮兵,耿如杞所領撫標營兵和太原營兵。
-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4,15页。
- 《绥寇纪略》卷一
- 康熙十九年《延安府志》,记载崇祯四年十一月,“降贼不沾泥张存孟复叛,陷安定。王承恩讨克之。贼走绥德,银川驿马夫李自成往从之,为队长。”
- 胡允恭:《李自成张献忠起义》
- 郑廉著,王兴亚点校《豫变纪略》卷一,p6。
-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提及河南饥民: “贼置阵,凡五重,饥民在外,步兵次之,马兵次之,骁骑又次之,老营家口居中。”
- 顾公燮《丹午笔记》276《明末杀运循环》:“明代之亡,实由流寇。……甲申岁,皇清定鼎……由是王师往讨,次第荡平,历十有八年,剪除殆尽。四方屠戮,惨不可言,天未厌乱,杀运循环。”
-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8
-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紫打地蒙难纪实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