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于伯
事件
建興四年（316年），漢趙軍隊攻陷長安，擄晉愍帝。同年消息傳到時為丞相，保有江南一隅的司馬睿所鎮之建康，司馬睿親率軍隊出屯郊外，移檄全國徵召兵馬，宣稱要刻日北伐。當時淳于伯於丞相府下任督運令史，被指督運物資有延誤及收受賄賂的罪行，丞相府決定以軍法將之處死。當時淳于伯的兒子申訴道：「督運之事已經完成，沒有延誤和缺乏之事，至於受賂相關行為罪不至死。用兵之事都是先揚聲，後來才做真實的，現在真實的是屯兵出戍，不是出征。而建興四年這年至今，都有漕運延誤和停滯的事，皆未有依軍法處罰。」不過這番申訴沒有得到受理，淳于伯在建興四年十二月丙寅日（317年1月11日）被處死。淳于伯受刑時鮮血濺到一旁的柱子上，但血液竟異常地向上流了兩丈三尺，跟著才變回向下流。當時人們看到如此異象都認為這表示淳于伯有冤情[1]。
事件發生後，主理刑法事的丞相司直劉隗上奏表示淳于伯事件處刑失當，並重申淳于伯兒子的申訴，彈劾丞相從事中郎周莚、法曹參軍劉胤及法曹屬李匡免官。時任右將軍、揚州刺史的王導等亦上疏引咎辭職。不過司馬睿認為這是自己的罪過，沒有人被問責[2]。
後來議論
據《晉書》記載，淳于伯被處死後即發生旱災，次年建武元年（317年）時揚州又發生旱災，大興元年（318年）六月時東晉也出現旱災，干寶認為這三年旱情是淳于伯冤死的冤氣造成[3][4]。郭璞亦認為淳于伯此事與司馬睿的統治刑罰失當有關，認為這是上天對司馬睿的警示之一[5]。
死時鮮血逆向上流之事在《南齊書》記載中亦發生在因恐懼被誅而被逼起兵的齊將陳顯達身上，這亦令人聯想到淳于伯事[6]。
柏楊認為淳于伯確是冤死，血逆上流異象更顯此是人神共憤，認為委罪淳于伯並以軍法處死他正是司馬睿拒絕出兵北伐的下台階[7]。
參考資料
- 《晉書·五行志中》：愍帝建興元年十二月，河東地震，雨肉。四年十二月丙寅，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此赤祥也。是時，後將軍褚裒鎮廣陵，丞相揚聲北伐，伯以督運稽留及役使贓罪，依軍法戮之。其息訴稱：「督運事訖，無所稽乏，受賕役使，罪不及死。兵家之勢，先聲後實，實是屯戍，非為征軍。自四年已來，運漕稽停，皆不以軍興法論。」僚佐莫之理。及有變，司直彈劾眾官，元帝不問。
- 《晉書·劉隗傳》：建興中，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而血逆流，隗又奏曰：「古之為獄必察五聽，三槐九棘以求民情。雖明庶政，不敢折獄。死者不得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是以明王哀矜用刑。曹參去齊，以市獄為寄。自頃蒸荒，殺戮無度，罪同斷異，刑罰失宜。謹按行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血著柱，遂逆上終極柱末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百姓喧華，士女縱觀，咸曰其冤。伯息忠訴辭稱枉，云伯督運訖去二月，事畢代還，無有稽乏。受賕使役，罪不及死。軍是戍軍，非為征軍，以乏軍興論，於理為枉。四年之中，供給運漕，凡諸徵發租調百役，皆有稽停，而不以軍興論，至於伯也，何獨明之？捶楚之下，無求不得，囚人畏痛，飾辭應之。理曹，國之典刑，而使忠等稱冤明時。謹按從事中郎周筵、法曹參軍劉胤、屬李匡幸荷殊寵，並登列曹，當思敦奉政道，詳法慎殺，使兆庶無枉，人不稱訴。而令伯枉同周青，冤魂哭於幽都，訴靈恨於黃泉，嗟歎甚於杞梁，血妖過於崩城，故有隕霜之人，夜哭之鬼。伯有晝見，彭生為豕，刑殺失中，妖眚並見，以古況今，其揆一也。皆由筵等不勝其任，請皆免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帝曰：「政刑失中，皆吾暗塞所由。尋示愧懼，思聞忠告，以補其闕。而引過求退，豈所望也！」由是導等一無所問。
- 干寶《搜神記》：晉元帝建武元年六月，揚州大旱﹔十二月，河東地震。去年十二月，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深上柱二丈三尺，旋復下深四尺五寸。是時淳于伯冤死，遂頻旱三年。刑罰妄加，群陰不附，則陽氣勝之。罰，又冤氣之應也。
- 《晉書·五行志中》：元帝建武元年六月，揚州旱。去年十二月，淳于伯冤死，其年即旱，而太興元年六月又旱。干寶曰「殺淳于伯之後旱三年」是也。刑罰妄加，群陰不附，則陽氣勝之罰也。
- 《晉書·郭璞傳》載郭璞以其時刑獄繁興上疏晉元帝：往建興四年十二月中，行丞相令史淳于伯刑於市，而血逆流長標。伯者小人，雖罪在未允，何足感動靈變，致若斯之怪邪！明皇天所以保祐金家，子愛陛下，屢見災異，殷勤無已。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皇極之謫，事不虛降。不然，恐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以益陛下旰食之勞也。
- 《南齊書·陳顯達傳》
- 《柏楊全集》卷二十五，第880頁〈淳于伯鮮血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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