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熊岳驻防

一般而言，八旗兵丁的经济收入来源是粮饷，包括饷银、岁米、马干（马料）、名粮等。饷银和岁米是固定收入。例如下级军官领催、前锋每年银36两、米48斛，炮手、马甲（骑兵）每年银24两、米36斛，步军、匠役每年银12两米24斛等。然而东北地区的驻防兵丁收入有所不同。明末清初由于辽东战乱频仍，人丁稀少，土地撂荒，盛京各地的八旗兵丁跑马占荒获取了大量土地。关外兵丁兼务农业，每年饷银收入与关内驻防兵丁相同，但无岁米，以旗田收入充当。[4]

旗田是驻防八旗所拥有的田地，包括国有、按人分配的“红册地”和私自开垦的“旗余地”。以规定红册地旗田份额而言，城守尉有地60晌（1晌合6亩）（约24公顷），笔帖式25晌（10公顷），防御35晌（14公顷），骁骑校30晌（12公顷），甲兵10晌（4公顷）。其粮食收入比关内兵丁约多一倍。旗田随旗人人口增长面积也逐渐增加：1693年（康熙32年）熊岳驻防八旗有旗田21,971晌，至1727年（雍正5年）增加至56,721晌，1780年（乾隆45年）为57,482晌。[4]

旗田在早期并无税赋，但由于私垦旗田较多，康熙朝起对盛京旗田征税。私垦旗田（旗余地）需要上报，并按照土地面积和等级交税。红册地原则上属国有，不准私自交易，但可以在本旗内转让；旗余地则逐渐被默认，可以买卖。旗田大多租给民人，收取地租。[4]

熊岳驻防八旗居住地在今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和盖州市境内[註 1]，东起陈屯，西到渤海海岸，南起九垄地、归州，北到红旗镇、鲅鱼圈。清代八旗驻防，各旗方位有惯例，即八旗方位：一般两黄旗在北、两白旗在东、两红旗在西、两蓝旗在南。这一原则据说与五行相克、五色与五行配属有关。然而熊岳的驻防八旗的村落分布并不符合这一规则。[1]^:74,75

以熊岳城为中心，南方为正黄旗（今九垄地街道正黄旗村）、镶黄旗（原熊岳镇政府附近）、巴尔虎（九垄地街道东达营、西达营）；东方为正白旗（今熊岳镇温泉村）；北方为镶白旗（营口市鲅鱼圈区红海办事处）、正蓝旗（鲅鱼圈区红旗镇西蓝旗村）；西方为正红旗（九垄地街道正红旗村）；西南为镶蓝旗（归州街道厢蓝旗村）、镶红旗（归州街道厢红旗村）。[1]^:75东部山区（千山余脉）没有旗人居住[4]。

至今很多村庄地名仍然反映八旗的旗分，但需要注意称“红旗”的地名未必来自清代的两红旗，原两白旗所在地名现在也常不带“白”字。这是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名顺应政治风潮而被修改。例如正白旗所在地原名（正）白旗村，被改名为温泉村；镶白旗所在地被改为红海村（红海办事处）[5]；正蓝旗的所在地也被改为红旗镇[5]。[1]^:75

康熙年间，巴尔虎蒙古5000余人从外蒙古内迁，其中1200人被编入清朝的军事力量。最初巴尔虎未被编入八旗，朝廷专设正三品巴尔虎佐领10员进行管理。巴尔虎人保持蒙古生活习惯，在辽阳、牛庄一带放牧，住蒙古毡房，他们游牧的一些地方因此得名“营子”、“达子营”等，熊岳附近至今有这类名称的村庄，营口市的旧称“没沟营”也来源于此。[1]^:71

这些巴尔虎人后来被编入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白），在三旗各置佐领一名，分拨各处驻防。10个巴尔虎牛录里有3个牛录驻防于盛京，而其它7个牛录分别驻防于盛京将军下辖的开原、辽阳、熊岳、复州、金州、岫岩、凤凰城[6]^:49。熊岳城与凤凰城的巴尔虎的旗分为正黄旗。清廷为了保证作为后来者的巴尔虎人不被歧视，在巴尔虎驻防地都设置巴尔虎旗衙门，独立于八旗衙门，故而民间俗称为“第九旗”。[1]^:71,72

巴尔虎牛录后来也编入了来自其他蒙古部的人员。例如，1731年（雍正9年），有来自西蒙古的乌梁海1牛录62户176名，编入盛京将军辖下包括熊岳城在内的各巴尔虎牛录。[6]^:50

生活在熊岳乃至整个辽宁地区的巴尔虎人因在旗时间长久，生活习惯已与满洲旗人同化，很多人在报民族身份时报为满族。[1]^:72

锡伯人在清代前期为科尔沁王公所属。1692年（康熙31年），清廷为加强军事力量，从科尔沁贵族处赎得锡伯等部，计万余丁，编为84个牛录，归入上三旗。最初这些人驻防于伯都讷、乌拉等地，1699年（康熙38年），锡伯大部分调入盛京，少部分调往北京，在盛京的锡伯人被分派往下辖各处驻防，其中熊岳城131名。[1]^:72,73

1764年（乾隆29年），朝廷抽调锡伯兵丁充实新疆防卫。抽调的约1000名锡伯兵丁中有51人来自熊岳，连同家属共计200余人。[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