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自由邦

爱尔兰国王由爱尔兰自由邦总督代表，以代替之前从中世纪开始即代表英格兰和英国在爱尔兰统治的爱尔兰总督。自由邦总督首先由国王在咨询英国政府后指定，但需要爱尔兰政府的同意。从1927年开始爱尔兰政府独自拥有向国王建议指派人选的权力。

正如所有自治领一样，效忠宣誓由法律规定。在自治领中，国会成员个人须向君主宣誓。爱尔兰的效忠誓词却大异其趣。它有两个要点：一，“宣誓……效忠依法成立之爱尔兰自由邦”，二是“忠于国王乔治五世陛下及其子嗣和合法继承人”。但是第二个忠于被两种方式限定：首先它是对在爱尔兰的国王而言，没有明确说是英国国王；第二，它是对于作为明确的条约协定的一部分的国王的地位而言，不是从1922年前英国统治的意义上而言。誓词本身有三个来源，而主要则是由迈克尔·柯林斯写于条约谈判过程中。一部分来源于谈判之前德瓦莱拉总统建议的一份誓词草案。其他部分则由柯林斯从爱尔兰共和兄弟会誓词中直接引用而来，他本人是这个组织的秘密头目。誓词结构也部分基于加拿大自治领的誓词形式结构。

虽然以其他自治领的标准看来誓词字句之温和颇有争议，尤其只是间接提到了君主（因此为联合派和其他自治领所诟病），它仍然由于提到君主而受到民族主义者和共和派的批评，声称它就是一份直接效忠君主的誓词，但从字句编排来说明显并非如此。但是在1922年及之后的爱尔兰，公众会受此影响对此有所争论只是一种感觉，而非现实。如果它的原作者，迈克尔·柯林斯仍然活着，他可能有机会澄清誓词的“真实”含义。但是在1922年他被暗杀之后，爱尔兰一方宣誓谈判的主要成员全部或告别人世，或无法联系，或反对条约。（爱尔兰代表团的团长亚瑟·格里菲斯也在1922年8月去世）。效忠宣誓成为了导致赞成和反对条约两方之间爆发的1922－1923年爱尔兰内战的主要问题。

在1922年至1937年间有两个政党在爱尔兰自由邦执政。

• W·T·科斯格雷夫领导的盖尔人协会（1922－1932）
• 埃蒙·德瓦莱拉领导的爱尔兰共和党（1932－1937）

迈克尔·柯林斯将条约描述为“追求自由的自由”。实际上，条约规定了大多数独立的标志、权力和职位，包括一个独立运行的议会民主政体，司法权，一部可以被自由邦修改的成文宪法，以及其他。但是，在理论上，仍然存在诸多限制：

• 英国国王仍然是在爱尔兰的国王

• 英国政府仍然继续保留对爱尔兰的统治。形式上来说国王的代表——总督，在使用英王御准时也要从英国政府接受指示，名义上爱尔兰参众两院通过的议案可以被御准通过（签署法案）、推迟（不签署，留待将来批准）与拒绝（即否决）。曾有英皇制誥发给总督蒂姆·希利（Tim Healy）列出即使通过也要拒之门外的法案，即例如废除效忠誓词等等。事实上这类法案从未提出过，因此该问题也从未发生。

• 爱尔兰自由邦正如所有自治领一样，地位低于联合王国，也就是在理论上说它没有自己的公民（只能共享英联邦的公民），不能直接与英王联系，只能通过一个英国的大臣，并且所有的政府文件上只能使用英国国玺，再次表示了它在英联邦内低于联合王国的地位。

这些都在1920年代得到改变。在一次英联邦会议的决议中，也是受到了1927年王室与国会称谓法案影响，国王的名称进行了改革，改变了国王在各个自治领的地位。国王再也不是在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的国王，而成为了爱尔兰、澳大利亚等地的国王。所以通过体现在王室称谓法案中的这个改变，英国国王不再有在各个自治领的地位。他唯一的地位是各个自治领自己的国王，向各个自治领咨询自治领事务，而不是向联合王国。另外，英国政府也失去了指派总督以及提供咨询的地位。因此，联合王国失去了影响自治领内部立法的能力。

自由邦走得更远。它“接受”外国向爱尔兰派出的使节递交的国书，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自治领这样做。它向国联注册条约为国际文件，因此激怒英国，后者认为它仅仅只是在一个自治领和英国之间的内部文件。最富戏剧性的是，1931年威斯敏斯特法案再次包括了一项英联邦会议决议，允许每个自治领颁布修改任何法律，无论英国国会之前在原始法律的颁布中担任何种地位。

爱尔兰象征性地在改革中突出地提出以下的两项别具一格的动议：

• 爱尔兰要求，并得到国王许可，拥有一个爱尔兰的大臣，在所有的英国大臣之外，向作为“爱尔兰国王”的国王，为其履行在爱尔兰的权力和职责提供正式咨询（比如，1931年签署爱尔兰自由邦和葡萄牙共和国之间的条约）。

• 没有任何先例情况下放弃使用英国国玺，改用爱尔兰自由邦国玺。国王也是在1931年将作为爱尔兰国王将后者赐予他的爱尔兰王国。（爱尔兰国玺图案一边是戴王冠的“爱尔兰王乔治五世”，另一边是爱尔兰竖琴与（爱尔兰语的爱尔兰自由邦）字样）。该玺现陈列于都柏林柯林斯营的爱尔兰国家博物馆。

∗ 当埃蒙·德瓦莱拉在1932年成为行政会议主席（首相）时他将科斯格雷夫的内阁成就称为小儿科。读完文件之后，他告诉他的儿子维维安：“他们的成就惊人，儿子。”所剩下的只有英国对爱尔兰自由邦条约口岸的控制。但是这并不是宪法上的问题，只是需要通过谈判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而且在1938年谈判也如爱尔兰所愿成功了。

这些自由使德瓦莱拉在成为行政会议主席（1932年2月）之后能够走得更远。因为政策没有英国的约束，他废除了效忠誓词（如果科斯格雷夫赢得1932年大选其实也打算如此）、参议院、众议院中的大学代表与枢密院终审权。他的一个主要错误发生在1936年，当时因为急于利用英王爱德华八世退位的机会，他尝试在宪法中废除王室和总督（第27号修正案），但被他的高级法律官员与其他人告知，因为王室和总督在宪法之外的很大一部分法案、宪章、樞密院令与英皇制誥中分别存在，他们的地位仍然根深蒂固。他不得不通过第二部法案迂回进攻，1937年行政会议权力（后继条款）法案重申了他忘记加入的要点。在回顾中他把第二部法案生效的日期追溯到193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