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遣队 (纳粹德国)

达豪集中营集中营的焚尸炉。达豪集中营于1933年建立，是德国建立的第一座集中营。

特遣队成员并不直接参与杀人；杀人的工作由党卫队负责，而特遣队的主要任务[3]为处理尸体。[4]大多数情况下，特遣队队员是在到达集中营后立即征召的，随后在死亡威胁下被迫上工。关于他们将要从事的任务，纳粹事先不会给出任何告知。令特遣队队员惧怕的是，他们有时会在处理的尸体中发现自己的家人。[5]队员们没有拒绝任务或退队的手段，除非自杀。[6]在某些地方和某些情景中， 特遣队队员会被委婉地称作“犹太劳力”（Arbeitsjuden），[7]还有些时候他们被称作“帮手”（Hilflinge）。[8]1943年，比克瑙集中的特遣队达到了400人；而当匈牙利犹太人于1944年到达集中营时，特遣队的人数增长至超过900人，以适应屠杀灭绝的班次数增加。[9]

德国人需要特遣队员保持胜任工作的身体状况，因此为他们提供的生活条件比其他在押者更为整洁：特遣队有自己的住宿营房，队员可以保留与使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毒气室受害者带来的食物、药品和香烟。和一般犯人不同，特遣队员通常不会被卫兵随意杀害。特遣队员的生计和效益取决于他们维持纳粹死亡工厂运作的效率。[10]他们在灭绝营中生存的时间比其他犯人稍长——但只有少数活到了战后。

由于特遣队员对纳粹的大屠杀政策了然于心，他们被认为是“身藏秘密者”（Geheimnisträger），住处与被用作奴工的其他犯人隔开。[lower-alpha 2][11]根据党卫队政策，每隔三个月，在灭绝营的杀人区域工作的特遣队员会近乎全员送入毒气室，以确保保密性。然而，有些队员因为拥有专业技能，能够存活一年以上。[12]特遣队新队员的任务往往是处理前任队员的尸体。据研究计算，从一座集中营组建首批特遣队到集中营清场，大约会经历14代特遣队员。[13]

总体而言，特遣队的早期形象是不光彩的。米克洛斯·尼斯利在《奥斯威辛：一个医生的目击报告》（Auschwitz: A Doctor’s Eyewitness Account）一书中写道，当其他囚犯正被饿死的时候，特遣队享受着配有吊灯和烛光的盛宴。尼斯利是一位公认的纳粹勾结者，曾协助約瑟夫·門格勒在奥斯威辛囚犯的身上做医学实验。他在二号火葬场的中有一间办公室，似乎应该能够很好地观察特遣队的行动；但是，他对火葬场中的一些实物描述严重失实，降低了他在这方面的可信度。历史学家吉德翁·格赖夫认为尼斯利的著作属于有关特遣队的 "流言与其他错误和诽谤性的说法"之列，只是由于缺少幸存的特遣队员第一手证词，才让这类说法得以盛行。[39]

在《溺水者与获救者》中，作者普里莫·莱维将特遣队描绘为距勾结者只有一步之遥。尽管如此，他要求读者不要谴责。“因此，我要求我们对'火葬场的乌鸦'的故事要有怜悯和严格的思考，但要暂缓对他们的判断。”[40]莱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时间是在第三营/莫诺维茨（丁腈橡胶厂）度过的，可能没有直接接触过特遣队。他的描述据称是根据尼斯利的说法描绘的。

菲利普·米勒是少有的在战争中幸存的特遣队员之一；更为不同寻常的是，他在特遣队中服役的时间比大多数人长得多。他在《奥斯维辛的目击者：毒气室中的三年》（Eyewitness Auschwitz: Three Years in the Gas Chambers）中描述了自己的经历，于1979年出版。他在书中讲述了多起事件，包括他怎么试图进入毒气室，好与一群同胞一同赴死；但一个女孩阻止了他自杀，要求他活下来做证人。[41]过去几年中，一些对特遣队更为同情的记述得以出版。首先是吉德翁·格赖夫自己的著作《我们欲哭无泪》，其中包括对前特遣队员的详尽且时而痛苦的采访。格赖夫用君特·安德斯的诗歌《你会怎么做？》（And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作为此书的序言，指出没有经历过特遣队的处境的人，无权对他们作出裁决：“你不能，我不能！我们没受过那样的折磨！”[42]

第一部描绘特遣队起义的剧作由卢多维克·布鲁克斯坦在1947写成。布鲁克斯坦于1920年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穆卡切沃（今属乌克兰），1944年5月在锡盖特被捕，送往集中营。布鲁克斯坦的剧作题为《夜班》（Nacht-Shicht），于1948年至1957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和雅西的意第绪语剧院上演，取得了巨大成功。[43]

1996年，在道格·休斯执导下，纽约MCC剧院制作了剧作《灰色地带》，是一部探讨特遣队员的道德困境的戏剧作品。[44]该剧后来由制作人提姆·布雷克·尼爾森改编为同名电影。[45]该片的基调与大部分情节基于尼斯利的著作，将特遣队的成员描绘成跨越了界限，从受害者变为加害者的人。比如片中的特遣队员霍夫曼（大衛·阿奎特饰）在一名微笑的党卫队员注视下，在脱衣室将一名男子活活打死。尼尔森明确表示，这种道德模糊性正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下的我们每个人自己，也许会有这样的行为，因为我们是人。但我们不是圣化的受害者。”[46]

2014年的“小说化”回忆录《破镜》探讨莱一名前特遣队员为了获得宽恕和终结所付出的努力：“善良的人可以被迫做错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那么善良。”这位幸存者这样评价自己，“但这也并不意味着错的就不那么错。”[47]

2015年由奈迈施·拉斯洛指导的匈牙利电影《索尔之子》详细描述了一名特遣队员将一个死掉的孩子看作自己的儿子，并试图埋葬这个孩子的故事。该片在第68届戛纳电影节上赢得评审团大奖。影片主演盖佐·勒里格对一名记者将特遣队员说成“半受害者，半刽子手”的说法表示愤怒。他说，“话必须说明白，他们100%是受害者。他们没有犯下喋血罪行，没有参与任何形式的杀戮。他们一到场就遭到了死亡威胁。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他们和奥斯威辛的其他囚犯一样，都是受害者。”[48]

• 维基共享资源上的相關多媒體資源：特遣队
• History of the Jüdische Sonderkommando Sonderkommando-studien.de (further content: Zum Begriff Sonderkommando und verwandten Bezeichnungen • „Handlungsräume“ im Sonderkommando Auschwitz. • Der „Sonderkommando-Aufstand“ in Auschwitz-Birkenau – Photos )
• Information about Auschwitz Sonderkommandos members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French website Sonderkommando.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