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教-基督教伦理

“如今，货币兑换商已从我们文明庙宇的高处落荒而逃。我们要以千古不变的真理来重建这座庙宇。衡量这重建的尺度是我们体现比金钱利益更高尚的社会价值的程度。”

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其首次就职演说，即说出“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名言的那次演说中，包含大量宗教内容，激起广泛讨论。尽管罗斯福没有使用“犹太教-基督教”的表述，但已有学者认为其演说与流行的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相一致。历史学家玛丽·斯塔基强调“罗斯福对于基于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共有价值的使用”是团结美利坚民族的方式，也证明其主要政策制定人的身份[4]。

在其演说中，罗斯福批评了银行家，并以福音书式的言论承诺推行改革，“如今，货币兑换商已从我们文明庙宇的高处落荒而逃。我们要以千古不变的真理来重建这座庙宇。衡量这重建的尺度是我们体现比金钱利益更高尚的社会价值的程度[5]。”戴维斯·霍克和米哈埃拉·诺卡西安分析是次演说的回应时，如此评论本段：

全国对此演说基于犹太-基督教的广泛回应在文本内和文本外都有证明。对于那些希望看到天意之手（Divine Hand of Providence）运作的人们，罗斯福奇迹般地逃脱了迈阿密（的刺杀事件）就是喻示——或是神迹预示，上帝又派了一位华盛顿或是林肯下凡……许多人抗拒不了罗斯福在演说中烘托的主体地位——救世主的地位。毕竟，把放贷者逐出庙宇的是耶稣基督本人……（许多听者看到了）一种多重复合的迹象，那就是他们的新总统是基于上帝旨意领导国家的[6]。

加里·斯科特·史密斯（Gary Scott Smith）在其著作中称罗斯福自信其福利计划“和基督教的社会教义吻合”，通过政府行为促成社会正义在道德上要优于传统的自由放任方式。他声称“我们追求正义”，以“己所欲施于人”（Do unto your neighbor as you would be done by）为信条[7]。罗斯福将道德问题看作宗教和反宗教的对立，史密斯称罗斯福“恳请新教徒、天主教徒和犹太人超越教派信条，只要能‘找到共同的事业’，就‘团结起来做好事[8]’”。

阿塔利亚·奥默（Atalia Omer）和杰森·斯普林斯（Jason A. Springs）研究了罗斯福在1939年的国情咨文，其中提及“号召美国人不仅保卫自己的家园，更要保卫信仰和人性的信条，美国人的教会、政府和文明都是建立在这些信条之上的。”据此，他们认为“这种熟悉的言辞援引了美国犹太教-基督教价值观的神圣性作为战争的基础[9]”。

蒂莫西·怀亚特（Timothy Wyatt）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前，当时反对罗斯福的孤立主义者即声称罗斯福正试图发起“圣战”。据此，怀亚特写道：

在其炉边谈话及对国会两院的演讲中，罗斯福经常使用或明显或微妙的宗教言辞，以证明美国参战是正当的。罗斯福将战争描述为善与恶的较量，宗教徒与非宗教徒的较量。借此，他将基督教的民主理想与国家社会主义的无神论对立起来[10]。

传记作者兰德尔·伍兹（Randall B. Woods）称，林登·约翰逊为争取1964年民权法案通过，途径即是呼唤犹太教-基督教伦理传统。关于约翰逊如何挫败了南方议员阻碍法案通过的意图，伍兹如此写道：

约翰逊为美国白人穿上道德紧身衣。那些狂热地、持续地、压倒性地认同仁慈和公正的上帝的人，怎么可能纵容种族歧视、警察暴力和种族隔离？在犹太教-基督教伦理中，哪里有理由杀害阿拉巴马教堂里的女孩，剥夺黑人儿童的平等教育权，禁止父母去竞聘养家糊口的工作？吉姆·克劳是不是美国的“无神共产主义[11]”？

伍兹接着评估了犹太教-基督教伦理在国家政治精英中间的作用：

约翰逊决定将民权定义为道德问题，并将国家自称信奉的犹太-基督教伦理作为利剑来挥舞，成为20世纪政治史上的分水岭。所有总统都喜欢提及神灵，一些保守派如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也曾作调侃地用犹太教教义来辩护自己的行为，但现代的自由主义者，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挑战而滋养他们的知识分子，都努力回避精神层面的概念。大多数自由派知识分子都是世俗人文主义者。尤其是学术界，极不信任组织性宗教，他们认为宗教狭隘、偏执而反智。和他的榜样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样，约翰逊将自由主义价值观与宗教价值观划上等号，坚持认为自由和社会正义同时服务于上帝和人类的目的。而且他也不吝啬于这样说[12]。

伍兹指出约翰逊宗教背景深重，“15岁时，他加入基督教门徒会，并永远相信富人有责任照顾穷人，强者有责任帮助弱者，受教育者有责任为不善言辞者发声[13]。”

20世纪30年代，纳粹式反犹主义兴起，担忧于此的新教徒、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决定增进理解和包容。20世纪40年代，为了反抗反犹主义，人们开始提倡美国作为“犹太教-基督教国家”的定义[14]。一些有志于此的宗教人士联合起来，组建包含新教牧师、天主教牧师和犹太拉比的团队，呼吁宗教多元，美国不仅是“基督教土地”，更是“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三支传统培育的国度”，这些团队后来组成国家基督徒和犹太人会议（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ristians and Jews）。“犹太教-基督教”这一短语逐渐进入当代词典，成为自由主义者的标准术语，表示西方价值观建立在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宗教共识之上[15]。

20世纪30年代，反犹主义掀起高潮，试图摧毁犹太教，一些美国的基督教和犹太教名人因而尽力维护犹太信仰，将犹太教从美国宗教生活的边缘推向中心[16]。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教教士和基督教牧师达成合作，促进亲善，向那些“从没见过拉比，更没听过拉比讲话”的军人们发表演说。在无名士兵墓前，拉比和基督教牧师一同祷告，用希伯来语朗诵祈祷词。多切斯特号运输船沉没事件——这出备受关注的战时悲剧中，各宗教的牧师将救生圈让给海员，在船沉时“手拉手站在一起祈祷[15]”。

1952年12月，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发表总统就职演讲的前一个月，曾即兴称这可能是美国总统第一次直接公开提到犹太教-基督教的概念：

（开国元勋曾说）“我们相信所有人都是由他们的造物主创造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政府形式如果不是建立在一种深刻的宗教信仰上，就没有意义，我不在乎是什么宗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犹太教-基督教的概念，但它必须是人人生而平等的宗教[17]。

20世纪50年代起，许多保守派开始强调其价值观的犹太教-基督教根源[18]。1958年，经济学家埃尔金·格罗斯克洛斯（Elgin Groseclose）称“正是来自犹太教-基督教经典的理念，让这国家有了强劲的经济与工业实力[19]。”保守派参议员貝利·高華德曾称，保守派认为认为共产主义把人当作生产、消费和抛弃的禽兽，这与作为国之基础的一切犹太教-基督教理念背道而驰[20]。

保守派坚信西方犹太教-基督教传统是优越的，从而颇为轻视第三世界摆脱殖民统治的愿望[21][22]。

20世纪70年代起，“基督教右派”崛起成为新兴保守力量。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安德鲁·普雷斯顿（Andrew Preston）称，保守合一主义（conservative ecumenism）兴起，令天主教、摩门教和新教保守派联合为宗教右派联盟，这便是由“犹太教-基督教伦理”的兴起而促成的。为应对堕胎权和女性平权运动等文化和政治问题，这些宗教右派开始共同行动起来[23]。学者克莱德·威尔考克斯和卡林·罗宾逊如此总结：

基督教右派试图在一个道德严重滑坡的国家恢复犹太-基督教价值观。……（他们）相信，社会缺乏犹太教-基督教价值观的坚实基础，从而受到负面影响。他们试图起草体现这些价值观的法律[24]。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犹太教-基督教价值观”的正面提法很常见，基督教右派常常引用[25]。

罗纳德·里根总统经常强调犹太教-基督教价值观是反抗共产主义的必要思想。他认为《圣经》包含了“我们所面临问题的所有答案[26]”。里根反对世俗主义，强调需认真对待原罪的概念[27]。汤姆·弗赖林是基督徒出版商及一保守派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领袖，他曾在其2003年的著作《里根的上帝和国家》中写道，里根的核心宗教信仰总是沉浸在传统的犹太教-基督教遗产中[28]。宗教和犹太教-基督教的概念是里根言论的一个主要主题[29]。

比尔·克林顿总统在1992年竞选期间，也强调宗教在社会和其个人生活中的角色，也提到了犹太教-基督教传统[30]。

这一概念在美国政治中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战争”中，提倡“犹太教-基督教价值观”的言论激增[31]。

2000年5月，肯塔基州当局禁止学校展出部分宗教性历史文件，认为这些文件“表现了政府对宗教的非常具体的认可”。对此，著名的福音派基督徒詹姆斯·多布森就声称展示历史文件是犹太教-基督教传统赋予的权利[32]。

根据哈特曼等学者的研究，在九一一事件爆发后的2001年至2005年，考虑到文化多元性，主流媒体开始少用这一概念。研究发现，这个词现在最有可能被自由主义者用来讨论美国对于穆斯林的包容，以及关于政教分离的新一轮辩论[31]。

2012年，犹太教正统派拉比什穆利·博泰克的著作《洁净耶稣》出版。伯泰克在书中称犹太教-基督教这一词语中的连接号就是耶稣自己[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