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佐爾格

1895年10月4日理查·佐尔格出生在俄罗斯帝国外高加索巴库（现阿塞拜疆共和国首都）附近的薩邦齊镇[1][2]，是一家9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父亲阿道夫·佐尔格是一位德国石油钻探设备专家，供职于瑞典诺贝尔兄弟公司；母亲尼娜·西缅诺娃·科别列娃则是一位普通的俄国妇女[3]。

1898年阿道夫·佐尔格与高加索石油公司的契约期满後，带着全家回到德国。用佐尔格自己的话说，

“使我的生活与常人稍有不同的唯一一件事是，我清楚地知道以下事实：自己是出生在南高加索，但在非常年幼时我们就搬到了柏林。”[4]

世界性的佐尔格一家“与柏林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极为不同”[5]。理查·佐尔格自称他的祖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事──弗里德里希·阿道夫·佐尔格，但事实上他只是理查·佐尔格的叔祖父。[6]

1914年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19岁的理查·佐尔格志愿入伍，加入德军炮兵野战部队。1916年3月他在西线作战时身负重伤。榴霰彈切断了他的3根手指，伤害了他的双腿，致他终生微跛。他被提升为下士，并获得了二级铁十字勋章。他在住院康复期间与一位护士交往，受到她父亲的影响，阅读马克思著作，接受了共产主义理论。战争后期，他在柏林大学、基尔大学和汉堡大学学习经济学。大学时代向往社会主义。1919年8月，理查·佐尔格在汉堡大学经济学院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7] 1919年10月加入德国共产党。从1920年到1922年佐尔格住在索林根（今属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与自己的师母，即过去在基尔大学时的政治学教授库尔特·艾伯特·格拉赫（1886年-1922年）的妻子克利丝蒂亚那同居。1921年5月佐尔格和克利丝蒂亚那结婚，1922年共产党将他调往美茵河畔法蘭克福搜集关于工商业界的情报。1924年德共九大期间佐尔格与妻子女儿来到苏联并定居莫斯科，正式加入共产国际的国际联络部，1925年加入苏联国籍，并转入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随即与克利丝蒂亚那离婚。1928年出版著作《新德意志帝国主义》。

1929年佐尔格被划为“右派”而调离共产国际，随即加入蘇军总司令部4局（负责军事情报工作）[8]，此后他终生服务于这一部门。

1929年11月启程前往柏林，在那里取得德国护照，并获得了《德意志粮食报》特派记者头衔，以及一家社会学杂志的供稿合同。随后佐尔格前往英国旅行，“研究英国的工人运动、共产党的地位与政治、经济状况”。

1930年1月10日，佐尔格来到中国上海，入住沙逊大厦的华懋饭店（Cathay Hotel），化名亚历山大·约翰逊。左尔格的公开使命是研究银行业务，这是左尔格在汉堡大学经济学院研究过的课题。在上海时，左尔格又得到了一项来自德国化学学会的委托，调查中国市场销售法本工业公司产品的可能性。首先拜见了德国驻上海总领事海因里希·鲁特·冯·科伦贝格男爵，被介绍给驻南京国民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团，与军事顾问赫尔曼·克里贝尔成为挚友。左尔格“既有魅力又漂亮，他有一个狭长的脑袋，一头浓密而卷曲的头发，脸上已经有了皱纹，一双深蓝色的眼睛，镶着一圈深色的睫毛，他有一张轮廓漂亮的嘴。”在社交场合他风度翩翩，器宇不凡，颇有人缘。以后，左尔格成了军事顾问团的常客。赫尔曼·克里贝尔把左尔格引荐给了军政部长何应钦。希特勒上台后，赫尔曼·克里贝尔以其纳粹党元老党员的身份继任了德国驻上海总领事。

接替了老资格的在沪情报网负责人亚历山大·乌拉诺夫斯基的资源，包括马克斯·克劳森，以及为法兰克福日报工作的美国著名左翼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9]史沫特莱又将佐尔格介绍给日本朝日新聞记者尾崎秀实。[10]佐尔格从收费昂贵的华懋饭店移住青年会大楼（今西藏路123号），最后定居在尾崎秀实的虹口居所，地址是施高塔路（今山阴路145弄2号）。在德国领事的推荐下，左尔格迁至法租界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一套舒适而租金不贵的住宅，并住了两年。

佐尔格以记者和农业专家的身份，随史沫特莱环游中国，与各地的中国共产党成员建立联系。1932年夏，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蒋介石筹划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左尔格从军事顾问团朋友处得到对鄂豫皖根据地的进攻计划以及“掩体战略”详细计划后，在电告莫斯科的同时，把情报交给了陈翰笙转交给中共方面。 佐尔格在上海的组织代号为“拉姆扎小组”，情报发给“慕尼黑”（在莫斯科的上级的代号）。据俄罗斯解密档案，左尔格在上海期间，通过其报务员马克斯·克劳森的地下电台（经海参崴中继）发回莫斯科597份电报，其中有335份直接通报给了中共。苏联国家安全部第四局局长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中将指出，“左尔格搞到的情报在整个30年代都相当受重视”，它们为苏联制定其远东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11]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左尔格在东京巢鸭监狱的狱中日记里写道：“假如不是为了崇高的事业，我将在中国一直呆下去。我深深地迷恋上这个国家了。”[12]

1941年7月4日情報局第3部發給佐尔格的外國記者證

1933年5月苏联决定派佐尔格建立在日本的间谍网，1933年9月6日佐尔格抵达横滨港，他受到上级的警告，不要和处于地下状态的日本共产党或蘇聯駐日大使館进行联系；相反地他抵達東京後的首先工作是訪問德國駐日大使館，與使館的德國人員建立人脈關係，並藉此進行間諜任務[13]。

1937年7月佐尔格以记者身份到中国东北及华北搜集情报，以其德国记者身份为莫斯科提供了大量关于二次世界大战远东战场的信息。 1941年6月佐尔格警告苏联：德國准备发动巴巴罗萨计划进攻苏联，但是没有得到斯大林的重视。 1941年9月14日佐尔格通知苏联红军：日本不会进攻苏联，除非：

• 德軍攻佔莫斯科
• 駐在滿洲國的关东军的规模多出3倍于苏联在远东的军事力量
• 在西伯利亚爆发内战[14]

1941年10月14日尾崎秀实被捕，佐尔格接到警告，日本特高课正在逼近他。佐尔格决定同他在日本酒吧结识的情人石井花子一道离开日本，不过一个小错误使他付出了沉重代价：他没有烧毁警告他的纸条，而是将它扔在路旁；尾随他的东京警视厅特别高等警察外事课迅速地拾起了这张作为他罪证的纸条。同年10月18日佐尔格在东京石井花子家中被日本警察特高课逮捕。[15]受尾崎秀实身份与交往的内阁、陆军参谋本部高级人物的影响冲击，第三次近卫文麿内阁于1941年10月16日总辞职；原任近卫内阁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于10月18日出任首相组阁。对相关人士的逮捕持续到翌年春季。但在当时及此后的一段时间，日本的新闻媒体没有做任何报道。小尾俊人为《现代史资料》丛书之《佐尔格事件（一）》卷所写的《解说》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

1941年10月逮捕佐尔格等人的消息，在日本统治层如电击一般传开，并招致巨大的洪水般的流言。尾崎参与的早餐会的成员们，据说都悄然无声，相互确认着是否有'检察官'的传唤，而一般人民则直到下面所引录的司法省的正式发表之前，一无所知。这个正式发表，是在逮捕翌年即1942年5月16日，对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等人的检察审问已经结束，获得确凿证据之后。

1942年5月16日，以司法省刑事局制定的《国际谍报团事件发表纲要》为依据，有关佐尔格事件报道的禁令终于解除，《朝日新闻》1942年5月17日第一版标题为《国际谍报团被逮捕 国内外五人主犯》的报道。

【司法省十六日午后五时发表】昭和十六年十月以降，东京刑事地方法院检事局根据警视厅的探查，指挥同厅进行了严密搜查；对理查德・佐尔格等相关者即可称为国际谍报团事件的主要关系人之审讯已告一段落，本日对其核心分子五人以违反国防保安法、治安维持法、军机保护法等罪名，向东京刑事地方法院提出要求预审的手续。

本谍报团由接受共产国际总部建立赤色谍报团组织的指令于昭和八年秋派遣至我国的理查德·佐尔格，纠合此前已经按照同样指令来到我国的布兰克·德·武凯利奇等，此后依序获得宫城与德、尾崎秀实、马克斯·克劳森等核心分子加入，使其机构得以强固组成，作为国内外共产主义者组成的秘密谍报团，利用十数名国内外人士，自结成以来直至被逮捕为止，多年来以合法之伪装，巧妙之手法，窃取包括与我国国情相关的机密事项在内的大量情报，通过通讯联络及其他手段传递出去。

近来由于日本精神的昂扬与屡次举行的搜捕，使共产主义运动几近销声匿迹，但尾崎等左翼分子仍不舍弃其信念，做出如此之卖国行为，此种情形，实令人憎恶。

最初由于佐尔格的德国侨民和纳粹党员身份，日本人相信佐尔格是一名阿勃維爾成员，不过阿勃維爾否认佐尔格是其成员。经受刑拷打，佐尔格承认自己是苏联间谍。新的证据显示，佐尔格也可能是为了掩护小组其他成员的行动，而选择招供以拖延时间。他招供真实而过于详细，但并没有交代同伴。在佐尔格用打字机以德文写出并提交给东京刑事地方法院检事局检察官吉河光贞的《手记》里，佐尔格做了这样的表述：

自1929年夏末起，我从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归来后，我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就中断了。

我所提供的情报，是送给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还是送给了秘书处，或者是中央委员会设置的某情报机构，我对此毫无所知，但被党的最高领导部门，因而也被苏联政府的最高领导机构所用，是确定无疑的。下面，我试陈述我的情报活动之性质：从手续层面或组织层面，我的报告送往以第四局而为人所知的特殊机构。我为完成任务所必须的技术支持（比如无线联络、无线电技师等）以及其他方面的援助，都由这个第四局提供。有时第四局也向我下达有关军事性的任务，但重点放在对党的领导部门而言是必要的政治情报。因此，我和莫斯科当局的关系如下：所有的报告皆送往第四局，由第四局呈交给苏联共产党领导机构，其中对共产国际（Comintern）有价值的情报则送到那里。此外，苏联陆军、外务人民委员部等机构肯定也可以看到报告。总之，我的报告，从内容上说是通往苏联共产党，从手续上说是通往第四局。

由于1941年4月签署的《苏日中立条约》尚在五年有效期内，日本司法当局对苏联的情报人员，是不宜以“敌国间谍”援引《国防保安法》定罪的。只有强调其“共产国际”身份，并把“共产国际”解释为危及日本国体的颠覆组织，才可能援用《治安维持法》延长对佐尔格、尾崎秀实等人的拘留审讯时间，并以“颠覆国体罪”定以重刑乃至极刑。

由于苏联政府否认佐尔格苏联间谍的身份，佐尔格未能与日本战俘进行交换，他被监禁在巢鸭监狱。

《台湾日日新闻》报道：

【东京支社特稿】关于此前因国际谍报团事件被逮捕的理查德·佐尔格、尾崎秀实等，自昭和十八年五月三十日以来，东京地方刑事法院禁止公开，而由高田审判长进行调查审讯，但因被告人宫城与德于八月二日死亡，同月六日驳回该人的申诉，其他被告则于九月十日之前审理终结，分别解除了不得公开的禁令，于二十九日上午十时开庭公审，做出如下判决。

尾崎秀实、佐尔格被判处死刑、马克斯·克劳森、布兰克·德·武凯利奇被判无期徒刑以及安娜·克劳森被判三年有期徒刑。

1944年11月7日东京时间上午10时，佐尔格于东京被日本当局处决。尾崎秀实也在同一天早些时候被处决。

•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 解放军报中关于佐尔格的介绍
• 天涯书屋
• 陳渠蘭【二次世界大戰間諜秘史】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